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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 编辑
沈德潜(1673年12月24日—1769年10月6日),字碻(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学者。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qu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沈德潜所作的诗大都平正典雅,为台阁体诗人的典型。其论诗主格调,古体宗汉魏,近体尊盛唐。在诗的内容上,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反对专以嘲风雪,弄花草为事。在诗的风格上,强调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一归于中正和平”。他的诗虽也有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但很多颂圣赞德的作品,削弱了诗歌讥刺时弊、抨击黑暗的社会作用。他的诗论比“神韵派”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他根据自己论诗的宗旨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在辨析源流、指陈得失、对古典诗歌的借鉴与流传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
(概述图参考资料 )
全名:沈德潜
别名:沈归愚
字:碻士
号:归愚
谥号:文悫
封号:光禄大夫、太子太傅
所处时代:清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苏苏州府长洲
出生日期:1673年12月24日
逝世日期:1769年10月6日
主要作品:《沈归愚诗文全集》
最高官职:内阁学士、礼部尚书
追封:太子太师
祖籍:浙江吴兴
花甲进士
沈德潜出身吴兴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葑门外竹墩村(今苏州市姑苏区杨枝塘) 。早年家贫,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四十年间屡试落第。
雍正十二年(1734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乾隆四年(1739年),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的沈德潜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
天子词臣
沈德潜石刻像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此时沈德潜已年过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帝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次年,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乞归,乾隆帝命以原品致仕,后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沈德潜归里后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帝召赐曲宴,恰逢德潜八十大寿,遂题赐匾额曰“鹤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帝给三代封典,并赐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南巡,沈德潜及钱陈群迎驾于常州,乾隆赐诗,并称二人为“大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潜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沈维熙举人。
身后荣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去世,终年九十七岁 。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述夔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帝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扑碑。
诗论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清诗别裁
但沈德潜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诗歌史论
由于对历代诗歌做过广泛的研究,沈德潜对诗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见解。 沈德潜的诗歌史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明代部分。清初诗家出于亡国之痛,对明代学术和文学都有不少情绪化的过甚之辞,沈德潜则在距离拉开之后,能以较平和的态度对待明代诗歌,甚至给明代复古派以较正面的评价。
他的论断为《四库提要》所采纳,后人亦多许其持论平允。对于李攀龙,《说诗晬语》也将其拟古诗与七律区别对待,褒贬持平:“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体,高华矜贵,脱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见,自足名家。过于回护与过于掊击,皆偏私之见耳。” 起初他在《明诗别裁集》里评李攀龙七律“已臻高格,未极变态”,基本还是沿袭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见经过仔细斟酌,绝非率尔轻发。
沈德潜的诗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
清代·爱新觉罗·弘历:①夫德潜之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独取义于昌黎“归愚”之云者,则所谓去华就实,君子之道也。(《清诗别裁》) ②沈德潜诚实谨厚。清代·袁枚:公逡巡恬淡,不矜持,不骄傲,不干进,不趋风旨。下直萧然,绳扉皂绨,如训蒙叟,或奏民间疾苦流涕言之;或荐人才某某展意无所依回;或借诗箴规,吁尧咈舜,务达其诚乃已。诸大臣皆色然骇,而上以此愈公。(《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
清代·王昶:先生独综今古,无藉而成,本源汉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义山、东坡、遗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复、卧子、阮亭,皆能兼综条贯。尝自进其全集,御制叙言以高、王为比,诚定论也。(《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
清代·洪亮吉: 沈文悫之学古人也,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
清代·张维屏:文悫诗综贯今古,专尚盛唐,中年以前多精心结撰之作,如造化理所无到者,人方识辛苦……”“晚年情性所至,称心而言,然亦范我驰驱,不以名位既高肆为野战。即以诗观,亦足征神明之强,故天之厚以福泽,非偶然也。(《文献征录》卷五)
晚清·文廷式: 本朝诗学,沈归愚坏之,体貌粗具,神理全无。动以别裁自命,浅学之士,为其所刦,遂至千篇一律,万喙雷同。至纪文达之批苏诗,逞我臆谈,损人天趣,风雅道丧,非此种论议职其咎乎?姚姜坞援鹑堂笔记谓归愚以帖括之余,研究风雅,可谓助我张目者也。(《琴风馀谭》)
《清史稿》: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闲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 、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民国·小横香室主人:沈德潜归老山林,主盟风雅,十余年间,四方人士望走其门,天下以为巨人长德,景星庆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八十四)
沈钦圻,字得舆,是明末颇有成就的诗人,有诗集《晤书堂诗稿》。
父亲
沈钟彦,字美初,亦有诗名。
妻子
俞氏。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记载:沈德潜在朝时,常与乾隆皇帝谈诗论道,乾隆皇帝爱写诗,一生写诗有四万余首。皇帝写诗,常找枪手捉刀,沈德潜是其主要枪手之一。除了为乾隆帝写的诗“颇多删润”外,还有自己写的诗由乾隆帝署名的。沈德潜退休后,将自己的诗编入集中。沈死后,乾隆皇帝调其诗集进呈,看见曾经为自己写的诗也收入沈德潜的集中,乾隆皇帝“衔之刺骨”。岂能容下沈德潜?又载:乾隆皇帝阅沈德潜诗集,见《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认为有指责清廷之意,故沈身后受严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子楠在《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考证后认为,沈德潜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在清朝中后期的文献中大多被一笔带过,并没有涉及任何细节。直至民国时期,此事被一些野史所转载,且被加入了很多的虚构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满清外史》,其中的相关事件叙述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其言及沈德潜作《咏黑牡丹》诗则完全是捏造的。相关记录很有可能是从许指严的《南巡秘记补编》中转抄出来的。然而《南巡秘记补编》中的相关叙述中夹杂了大量乾隆皇帝的言语和心理活动,根本就是小说家的演义。乾隆诗作数量巨大,其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也都参与过改订御制诗作,但要说沈德潜将捉刀草稿录为己作,这件事在沈德潜去世100多年后,书写《南巡秘记补编》的许指严究竟是从何处得知的呢?民国时期的野史普遍都会刻意营造出一种反满的情绪,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因此无论是《满清外史》还是《南巡秘记补编》,其中对于沈德潜捉刀一事的描述,都是不足为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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