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刑是中国古代各类株连形式中最严厉的一种，它把犯罪人和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都看作是罪犯，分别称为“正犯”和“缘坐犯”，一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中国古代，家族本位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追究犯罪人亲属的连带责任，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和传统。一人犯罪，总要追究亲属的各种责任，鲜有不受牵累者。

在追究亲属的刑事责任时，一般根据他们与正犯的亲等关系，分别给予死刑、流刑、没官等不同的处罚，而非不加区别地全部处死。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族刑不能解释为集体死刑，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夷三族”、“诛九族”等一体处死正犯及家族成员的刑罚，其实不见于古代法典，为法外酷刑，属于族刑的例外。

族刑罪及的亲属范围，虽取决于正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但一般不超过同宗三代（三族）的范围：正犯罪行较轻，只株连妻、子；重罪则可能延及父母、兄弟、叔侄等三族内的全部亲属。古代法典虽然个别时候也会罪及祖孙，但多数情况以三族为限，故三族是古代族刑株连范围的常数。

族刑发源于战争，在上古时代的各族征伐中，战败的一方往往要全族集体受罚，故最初的刑都是族刑。从上古至汉初，族刑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可以称之为泛族刑时代。其后，随着汉文帝的刑制改革及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运动，族刑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严重违反儒家伦理的重大犯罪行为方适用族刑，轻罪不再刑及亲属，族刑的适用范围得以大大缩减，在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各朝律典中，明确规定适用族刑的罪种，不过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等寥寥数项。

族刑罪种的减少，固然是法律的进步，也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因为儒家也讲“慎刑”，族刑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当然应该用来制裁违反儒家根本伦理的重大犯罪行为，而不是不分罪行轻重，一概适用。但另一方面，儒家家族一体的观念又要求法律应以家族为本位，族刑从凡罪皆适用缩减到寥寥数项，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了，难以充分体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伦理观念。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一是用诏敕、条例或特别法的形式扩展族刑的适用范围。如清代，除了《大清律例》所规定的族刑罪种外，条例又将谋杀制使长官、刁讼、劫狱、邪教会党、妖言、科场集体作弊、贪污等原本不该缘坐亲属的犯罪行为，也纳入到族刑的制裁范围。二是扩大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要求亲属必须与正犯同流，从罚及正犯亲属的角度来看，流刑与族刑并没有区别，但处罚手段较为温和。在族刑制度中，给予正犯亲属的是刑事处罚，而流刑中给予正犯亲属只是陪同流放的行政处罚。流刑的这一特点，使之既能体现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又不违背“慎刑”的原则，故在族刑罪种减少之后，替代族刑成为主要的株连方式。总之，重视家族成员的连带责任，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特点之一，法典中族刑罪种的减少，并没有改变这一本质。（魏道明:《始于兵而终于礼：中国古代族刑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