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帖是明代朝廷公文的一种形式，秉承皇帝意旨，由刑科签发。在各大小衙门逮捕嫌疑人以及处决死刑罪犯时，须有驾帖作为凭据。厂卫特务机构逮捕审讯及实施廷杖时同样需要出示驾帖证明情况。

中文名：驾帖

外文名：Drivingpost

释义：皇帝意旨，刑科签发逮捕人的公文

出处：《野获编·禁伪·驾帖之伪》

明 沈德符 《野获编·禁伪·驾帖之伪》：“祖制，锦衣卫拿人，有驾帖发下，须从刑科批定，方敢行事。”

《明史·杨涟传》：“片语稍违，驾帖立下，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

《天雨花》第二六回：“奇刑酷法追赃拷，矫行驾帖目无君。”

姚雪垠 《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六章：“驾帖捕人，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格杀平民佃户。”

以明代正史记载来看，正统之前没有发现记载，而其始则专用于“决囚”──

《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九月甲午：“行在浙江等道监察御史卢睿等言：朝廷凡决死囚，必敕刑科三覆奏，重人命也。比者，三覆奏毕，但令校尉诣法司出死囚，会官行刑，别无妨奸人员。臣恐犯人亲属有伪称校尉诈脱以逃者，乞自今，特赐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率校尉诣法司取死囚赴市，庶无疏虞。从之。”

从这段原始史料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驾帖”之始应早于正统元年，否则御史卢睿的奏疏中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个词；

2、正统元年之前，已经存在驾帖，但其具体用途不详，但并未涉及刑罚领域；

3、卢睿奏疏中曰“特赐驾帖”，可见驾帖是由皇帝授出，无论其用于“决囚”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办事人员代皇帝行事的凭据。

又考明末清初人史玄《旧京遗事》：“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凡刑人于市，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宛、大两县正官。处决之后，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贮库，所谓会官处决也。每临决重囚之时，有棍四对导引驾帖，狱官素服角带送之。”亦可佐证，驾帖是皇帝的“身份证明”，用于“决囚”时，其礼仪相当隆重正式。

驾帖本物之始及其原始用途，未见相关史料，不敢妄断，存疑待贤。

依上文考据，驾帖用于“决囚”始于正统元年当可为定论。之后，驾帖渐渐开始用于拿人，据《明实录》，其确切时间记载不详，当在英宗正统元年至宪宗成化十三年之间（《明世宗实录》中有一段记载，据此，出驾帖拿人可能始于英宗天顺年间──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旧例，厂卫赍驾帖提人，必由刑科佥批，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提东厂访获犯人，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寿等执不肯，与语并列上。上命会查弘治、成化年间事例以闻。既而，该科覆奏：不但二庙时为然，自天顺以至正德，厂卫节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凭参对。”）──《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罢西厂之缉事者。时，太监汪直行事，官校势益横，公私骚扰，道路以目，臣亦皆惴惴不自安。内阁大学士商辂，学士万安、刘珝、刘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捡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汹汹，各怀疑畏……”

皇帝授出驾帖行事，由司礼监出帖并加盖印信，拿人事由还必须经刑科给事中“佥签”，并付以签署详细的批文才能拿人。但在具体执行中，至孝宗弘治朝，“赍精微批文”的制度已经开始执行不力，官校开始仅凭驾帖直接拿人。此外，锦衣卫官校持签印完整的驾帖，至刑科“佥签”时，还必须持有弹劾奏章的原件以备勘合，而这一制度则坏于世宗嘉靖朝。

驾帖拿人必须经过刑科给事中“佥签”──

《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旧例，厂卫赍驾帖提人，必由刑科佥批，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提东厂访获犯人，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寿等执不肯，与语并列上。上命会查弘治、成化年间事例以闻。既而，该科覆奏：不但二庙时为然，自天顺以至正德，厂卫节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凭参对。”

这一制度的执行从史料看，即使在某些阶段成为虚文，但程序执行还是比较严格的。万历朝，因神宗“怠政”，天下官员有缺不补，以至驾帖发出，因刑科无官没法“佥签”。而刑科无人“佥签”，锦衣卫亦不敢率尔抓人──

《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丁酉：“命户科右给事中梁有年暂署刑科印务。时，刑科右给事中刘道隆、给事中朱一桂候命日久，屡催不下，偶值佥署驾帖，一时无人，故有是命。”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壬午朔：“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骆思恭题：臣衙门实与刑科职掌相关，凡奉旨提人，必用驾帖，由刑科佥名，然后遵行。昨岁，该科给事中姚若水册封去后，今又外转，全署无官，阁部催请，不啻舌敝頴秃，至今悬缺。诸事犹可稍缓，惟是逮人旨，即刻差官赍捧驾帖起程回奏，须臾不敢稽留。今辽事决裂，请逮之疏屡上，万一允行，臣欲候请科臣，恐谓稽旨，罪也。欲奉命而行，恐谓违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将见在候命刑科给事曾汝召、韩继思，速赐允补，刻期任事，庶佥帖有人，明旨不稽。留中。”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八月乙丑：“大学士方从哲题：昨兵部接出圣谕，逮问辽东经略杨镐。天威赫然，远迩震詟。继接吏科及锦衣卫揭帖，皆言奉旨提官，其驾帖名由刑科给事中佥名，官较赍捧前去，然后地方官有所凭据，今刑科缺官日久，见有候命曾汝召、韩继思二员，伏望即赐允用。俾令署印，以完奉旨逮问之事。不报。”

成化朝，内使强横，《殊域周咨录》卷9《云南百夷附》记载成化十三年云南都御史王恕的一篇疏奏曰：“近该臣等题为外夷脱回中华军丁，蒙差刑部郎中钟蕃、锦衣百户宋鉴前来行勘，提取卢安等到官鞫问，间忽百户汪清赍捧驾帖与钟蕃等，臣切疑之。臣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皆所以禁诈伪也。今赍来驾帖既无该监印信、该科字号，又无各门关防，况钱能等交通外国，搅扰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与御史甄希贤会问，而木邦等处节有缅书告诉，臣不得不从实上闻。其罪彼与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岂敢有一毫重轻于其间哉。”宪宗最终“下所司究之”。可见，太监钱能有可能是矫诏行事。

间有伪造驾帖者──《万历野获编》卷21《驾帖之伪》：“祖制：锦衣卫拿人，有驾帖发下，须从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无如之何。如正统王振、成化汪直，二竖用事，时缇骑偏天下，然不敢违此制也。弘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迩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谣言帖子，特给驾帖，密差锦衣官校，至南京缉拿所指王升，远近震惊。然兵部无此官，亦无此事，官校轰然而来，寂然而返，后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驾帖之山，殊骇听闻，奸人伪造，为害尤大。’上命锦衣卫，查累朝有无驾帖出外提人事例以闻。然则此帖不但刑科不曾与闻，即上于祖宗故事，亦偶未记忆。甫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穷究。孝可等圣仁而魍魉昼行至此。未几逆瑾擅柄，八党纵横，已萌蘖于此矣。美业难终，信哉！今驾帖奴人，从无不由刑科，亦无敢伪造，不知弘治间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冯榼密有效期数校至新郑，声云钦差奴人，胁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恸哭，高独呼校面诘，索驾帖观之，诸校词窘，谓厂卫遣来奉慰耳，非高谙故典，几浪死矣！”

至崇祯朝，其制大坏。先是出现不佥签直接拿人、而后补手续的情况，至崇祯五年，皇帝亲自命令：为防止泄露机密，之后就近拿人不用佥签！

《崇祯长编》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故事，锦衣卫提取罪犯，必以红本赍送刑科，始发驾帖捕人。张庆臻改敕一事，锦衣应捕田佳璧、张宜更等，事后始补佥。续捕狄姓者，并不复补。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以紊祖制奏劾。命申饬。”

《崇祯长编》崇祯五年八月丁丑：“帝命：自后驾帖径发锦衣卫，若就近密速拿人，不必概候科签，以防轻洩。从提督司房内监之请也。”

至孝宗弘治朝，出驾帖海要“赍精微批文”的制度开始执行不力，官校仅凭驾帖直接拿人──

《明孝宗实录》中，反复出现朝臣力诋驾帖拿人不付“精微批文”的上疏──《明孝宗实录》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书何乔新奏：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上曰：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以防奸宄，乃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子：“五府六部等衙门英国公张懋等应诏言三十四事：……曰防奸伪，今后差官给精微批，锦衣卫官校不许仍赍驾帖，为害非细……”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门奏：……一、防诈伪，精微批必经比号，故矫诈无所施，驾帖因不比号，则真伪不可辩。近年以来，官校差出止赍驾帖，少有给批。目今边方多事，万一有不逞之徒伪造驾帖，赍至所在，真伪莫辩，乞今后凡有差出人员，务令出批为照，以防意外之患……俱准行。”

但是，孝宗表面上对朝臣的上谏“俱准行”，但效果不佳，其制日益败坏。

锦衣卫官校持签印完整的驾帖，至刑科“佥签”时，还必须持有奏章的原件以备勘合，而这一制度则坏于世宗嘉靖朝──

《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旧例，厂卫赍驾帖提人，必由刑科佥批。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提东厂访获犯人，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寿等执不肯，与语并列上。上命会查弘治、成化年间事例以闻。既而，该科覆奏，不但二庙时为然，自天顺以至正德，厂卫节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凭参对。寿等争之不已，谓驾帖送科，旧皆开写事略，会同署名，实不系御批原本。上竟从之。”（《明史·刘济传》：“嘉靖改元，进刑科都给事中……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千户白寿赍帖至，济索原奏，寿不与，济亦不肯签发。两人列词上，帝先入寿言，竟诎济议。”）

《崇祯长编》崇祯五年七月庚戌：“刑科给事中陈赞化等上陈：驾帖发佥，旧例锦衣卫旂尉捧帖与红本一同送科臣，科将驾帖红本磨对相同，然后署守科给事中姓名，仍于各犯名下墨笔细勾，以防增减。昨草场回禄，巡视监督之逮，旂尉竟自往系，并未到臣衙门佥发，及至数日后，始以红本送还。倘有差讹，谁执其咎，乞概赐申饬。以后驾帖必经科佥，而后逮，红本必同驾帖同送科磨对，而后佥，以存典制之旧。帝命锦衣卫查例奏明。”

以笔者过目史料，驾帖之用似乎不仅涉及决囚和拿人，“佥签”之制也似乎并不只涉及刑科。

锦衣卫廷杖官员亦奉驾帖──李清《三垣笔记》上：“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今仅作承行耶！予召数老书手问封驳云何，皆云不知。”

朝廷赴外地采办物什亦奉驾帖──《明武宗实录》正德六年二月乙酉：“四川巡按御史俞锱言：蜀盗克斥军兴，费用不赀，民告科征，近奉驾帖采办禽鸟、大木、密煎、川扇之类，宜悉停免，以纾民力。礼部请从缁言。乃免之。”

朝廷出使似亦奉驾帖──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时成化十二年八月也……

九月，时太监汪直者势焰方炽，惑于通事王英，谓往抚可邀大功。上命司礼监出驾帖，太监怀公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监覃昌等七人至内阁，传宣兵部尚书余公子俊、侍郎张公鹏暨予。比至，佥言彼既有使入贡，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弥衅？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释其忿。且宋以李继迁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怀公曰：‘然则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抚之。’众皆曰：‘诺。’”

皇帝宣召官员内使似也用驾帖。《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十一月乙酉：“降巡视皇城御史杨松三级，调外任时。尚衣监右少监黄雄者，乾清宫近侍也。尝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钱，与居民哄斗市中。兵马司捕系之，明旦执送御史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诡言有驾帖召雄。松验问无状，乃劾奏雄暴横不法，诈称诏旨，雄亦自辩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实，不奉旨，輙拘系内侍官。命降调而黜，兵马之捕雄者为民，雄亦降三级发南京。”

驾帖“佥签”似不限于刑科──《殊域周咨录》卷9《云南百夷附》：“臣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皆所以禁诈伪也。”所谓“各衙门”，似并未刑科？而根据上引史料，如果驾帖不仅仅涉及刑罚，出驾帖需要至“各衙门”佥签似乎顺理成章。存疑。

驾帖拿人，初期仅仅限于京城左近，弘治、正德间，缇骑开始至外地拿人──《明武宗实录》正德元年春正月乙巳：“六科给事中周玺等应诏陈八事：……其遵旧制，以防诈伪。略曰：旧制，驾帖挐人，惟行于京城内外，弘治间刑部申明，及大臣论议，先帝皆已允行。防微杜渐，为虑深切。近乃行于数百里外，警骇人心，甚非新政美事。今丑虏猖獗，盗贼纵横，万一有伪造以济其奸者，官司莫之敢问，害可胜言？望自今差人出外，止如旧例，以精微批文给之。”

驾帖拿人，定制拿一人奉一帖，不允许一帖拿多人──《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四月丁卯：“先是，蓟州缉获奸细杜茂，招系李永芳差来，多赍金帛，潜探消息。又称佟卜年与永芳往来踪迹甚悉，兵部尚书张鹤鸣以闻。上命速逮杜茂、佟卜年，锦衣卫官旗持二驾帖往刑科署，科给事中熊德阳先佥杜茂等一帖，其佟卜年一帖，与同科刘弘化议欲具本参论续佥，稍迟。张鹤鸣据官旗言入奏，以德阳不即决佥。上命调德阳于外。”《玉镜新谭》卷6《缇骑》：“逆珰魏忠贤，势成嵎虎，其难下矣。辅党益众，潜谋愈大，毕欲诛锄忤己者。创自门户陷人，始以削夺去，既而风影诏狱，于是矫旨，缇骑四出矣。罗织一案五六人，以致京师积棍，敛金钱，营差干。而一犯官一驾帖，每一帖止官旂二人，而伪从辅翊者五十人。”

天启朝，魏忠贤骄横，有“缇骑遍天下”之称。而根据明制，奉驾帖拿人是锦衣卫的正差，本与内侍无关，而天启朝至有宦官提驾帖直接拿人，遭遇反抗的事情──梁本《明熹皇帝录》天启四年六月乙巳：“刑科给事傅櫆奏：佥驾帖原有常规，增差内官，大违明制。万燝被殴，林汝翥不过畏内珰之凶锋，恐不得以正命死耳。内官百十成群执之，亏损圣德莫此为甚。上命今后驾帖如旧。”

综上所述，驾帖原为皇帝派人办事的凭证，而这些事并非大事，没有必要授予敕谕，因此，驾帖是次一等的“敕谕”。或许这才是驾帖的原始用途，之后才有了决囚和拿人的用途。驾帖拿人之事自成化后越来越多，天启朝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