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鲁，字宗孔，明濮州（今山东鄄城）人。自幼聪颖灵敏，学习勤奋，曾足不出户在家专心苦读三年。闻鄱阳朱迁公得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之真传，便去拜访从游，饱学朱熹学说。

李仕鲁性情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由于未被采纳，置笏于地，触怒明太祖而死于阶下。

字：耿光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濮州（今山东鄄城）

本名：李仕鲁

官职：大理寺卿

仕途经历

洪武中，朱元璋崇尚朱熹学说，下诏寻访深谙朱熹学说之儒士。有人举荐李仕鲁。入朝晋见时，朱元璋大喜曰：“吾求子久，奈何姗姗来迟！” 李仕鲁感动得热泪盈眶，拜伏在地曰：“臣愿为皇上拼死效命，不惜肝脑涂地！” 朱元璋遂任命李仕鲁为黄州同知。临行前，皇上亲切勉励曰：“官虽不大，可是亲民之职，需要汝等饱学之士，行圣人之言，朕才安心。”

仕途业绩

李仕鲁上任后，忠于职守，治民有方，政绩卓著。一年后，名声远播。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将李仕鲁召至京城，提拔为大理寺卿。李仕鲁为官刚直不阿，一身正气，敢言他人不敢言之事，被朱元璋视为股肱（gong音共）之臣。

锦衣卫头目上官一锋的哥哥因贪污被人告发，送至大理寺。上官一锋找到李仕鲁，为其哥哥求情，请求从轻发落。当时，正值朱元璋大肆清洗贪官，李仕鲁不但没对上官的罪行进行遮掩，反而如实向朱元璋禀报。朱元璋大怒，下令将上官一锋的哥哥处死，并罚扣了上官一锋一年的俸禄。因此，上官一锋与李仕鲁结下了不解冤仇。但由于朱元璋对李仕鲁极为信任，李仕鲁也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上官一锋一直没有对李仕鲁下手的机会。

洪武初，朱熹学说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朱元璋会有所影响。再加上朱元璋从一个年轻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由和尚到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变化，也就必然给明初的佛教带来一些特殊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据《明史》记载：“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人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朱元璋称之为“泐秀才”。

朱元璋大力推尊佛教，在京城内外遍设高僧衙门。僧录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赋予其很大权限。设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阐教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人，正八品；左、右党义各一人，从八品。都提高了他们的品级和俸禄。各府县则设有僧纲司，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掌之。并定全国僧人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朱元璋诏集名僧在京城举办各种大规模的法会，并亲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顶顶礼膜拜。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亲自组织刊刻佛教大藏经，即著名的《洪武南藏》，将佛教定为经典之学。朝廷还给僧人颁发度牒，允许僧人结坛说法，竭力保护寺院财产等等。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起自民间，对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时，身边的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经常阅读道家的经典《道德经》。明初最为著名的功臣刘基，也是颇信道教的。传说中他曾师从九江道士黄楚望，得其天文地理术数之法。在明初的功臣当中，刘基近道，而宋濂近佛。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神化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明建国后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被召入朝，朱元璋命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称龙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另设太和山提点一人。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恩封，对于当时全国道教的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机构还是与佛教的善世院同时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基本与佛教的管理一样。对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则于府、州、县分设道纪司，以掌其事。

犯颜直谏

由于朱元璋对僧、道的尊崇，全国建寺观，度僧道之事便一发而不可止。到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取得度牒的僧、道多达九万六千余人。更有甚者，一些位居高官的僧道，在朝中恃宠横行，谗毁大臣，如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皆被无辜猜疑或诽谤，满朝大臣皆不敢言。惟有大理寺卿李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上疏谏争。在李仕鲁等儒臣们看来，对于佛教和道教，应该是实行厉禁的。反对朱元璋“舍圣学而崇异端”

陈汶辉的上疏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听说过士大夫和僧徒，混杂居住共事，可以互相帮助的。功劳卓著的旧臣和德高望重的长者都想辞去俸禄离开官职而去，但是僧徒邪恶的人更加厉害地用谗言进行离间。如刘基、徐达的被猜疑，李善长、周德兴的被诽谤，和萧何、韩信相比，其危害疑忌相去能有多远呢？伏望陛下对于辅佐大臣和亲信骨干，全部选取在道德行为文章方面才德杰出的人，则天下太平很快就可到来了。”朱元璋听不进他的意见。

李仕鲁上疏说：“陛下正在创建千秋功业，凡是立心用意所指的地方，就应是指示给子孙万世的法规章程，为什么舍弃儒家圣学而崇尚佛教异端呢？”章疏奏进了数十个，朱元璋不但不听，而且，对李仕鲁所奏“舍弃儒家圣学而崇尚佛教异端”一说特别反感。怒曰：“朕心意已决！”

上官一锋借此大做文章，在朱元璋面前添油加醋，污蔑李仕鲁在家出言不逊。说皇上起用僧众是因为皇上出身和尚，当了皇上也改变不了和尚习气。如此大量起用僧人，必然导致大明倾覆等。朱元璋听后将信将疑。李仕鲁性格坚强耿直，由儒家学术起家，正欲打算将朱熹学说发扬光大，以排斥、驳斥佛教为自己的任务。第二天一早上朝时，他第二十九次上疏，劝戒朱元璋“崇儒戒佛”。在多次上疏不被采纳推行的情况下，竟在朱元璋面前请求说：“陛下深深地沉迷在佛教和道教之中，臣的言论陛下听不进去了。我归还陛下朝笏，乞请赐准退休，回归故里。”遂即把朝笏放在地上。朱元璋本来对上官一锋的话将信将疑，见李仕鲁掷朝笏于地，心中腾起一股怒火。心想，你明知此事我心事已决，还如此劝阻，岂不故意损我皇威，其心可诛。且不说背后有无欺君之言，单凭冒犯天威，就该死罪。遂命令武士捽（zuo音左）住李仕鲁，摔下殿阶。李仕鲁脑浆涂地，即刻死在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因有人推荐授官为礼科给事中，后升迁至大理寺少卿，多次上书议论得失，都直言不讳。最后因违背了皇帝旨意，恐怕被治罪，投金水桥下而死。

李仕鲁和陈汶辉死后，朱元璋才慢慢了解到，诸僧的行为有很多都违犯了法律。洪武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朱元璋先后下诏书清理佛、道二教。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朱公迁得宋朱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zuo)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