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1594年1月7日－1644年4月25日），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明朝晚期官员、书法家。

天启二年（1622年），倪元璐中进士，以庶吉士授编修，后出主江西乡试。崇祯八年（1635年）任国子祭酒，因被控“妾冒妻封”而落职。南归后居绍兴城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次年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兼摄吏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大顺军逼近北京，倪元璐请修南京宫殿，以备不测，但未被采纳。北京失陷时，倪元璐自缢以殉节。次年（1645年）被南明弘光帝追赠为少保、吏部尚书，谥号“文正”。后清廷赐谥“文贞”。

倪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得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翰墨之助， 用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并时杂有渴笔与浓墨相映成趣，结字奇侧多变，书风奇伟，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与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又与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并称“晚明五大家”，成为明末书风的代表，并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书风 。现存书迹有《舞鹤赋卷》《金山诗轴》等。亦能诗文。遗著见《倪文贞集》。

（概述图来源：安徽省博物馆藏《倪元璐像》 ）

全名：倪元璐

别名：倪文正、倪文贞

字：汝玉，玉汝

号：鸿宝

谥号：文正（明），文贞（清）

所处时代：明朝后期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浙江绍兴府上虞县

出生日期：1594年1月7日

逝世日期：1644年4月25日

主要成就：明末书风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倪文贞集》、《舞鹤赋卷》

最高官职：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少保、吏部尚书（赠）

1905年上海《国粹学报》刊明·曾鲸绘《倪元璐四十小像》

天启二年，倪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倪元璐、黄道周、刘理顺俱为名臣袁可立门生，死事最为悲壮，天下公认忠烈。

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皆于天启二年成进士，其时孙承宗、袁可立等为考官，后二公联兵抗清共筑辽海屏障，且二公皆不为阉党所喜，时人有指其为孙党者自此始。元璐曾为袁可立撰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言语间充溢着对先师的敬仰。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

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所谓舛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屡奉明纶，俾之酌用，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持为铁案，毋亦深防其报复乎？然臣以为过矣。年来借东林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当诛，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所以阁笔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书院、生祠，相胜负者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修复！

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疏入，以论奏不当责之。于是维垣复疏驳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为维垣发也。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曰“天下为公”，而维垣则倡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是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倪元璐

维垣怪臣盛称东林，以东林尝推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抑知东林有力击魏忠贤之杨涟，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龙乎！忠贤穷凶极恶，维垣犹尊称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知为国为民”，而何责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仅拟削夺，维垣不驳正，又何诛乎廷弼？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夫舍爌昭然忤珰之大节，而加以罔利莫须有之事，已为失平。至廷弼行贿之说，乃忠贤借以诬陷清流，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天下谁不知，维垣犹守是说乎？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忤珰削夺，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语，何可非？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之俦，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颂德建祠，希蟒玉驰驿者呼父、呼九千岁而不怍，可胜叹哉！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则可，谓元标讲学有他肠则不可。当日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者，正欲箝学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耳。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内，俨然揖先圣为平交。使元标诸人在，岂遂至此！维垣又驳臣假借矫激。夫当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颂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矫激，而不颂不建，岂不犹赖是人哉！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去之，臣以为非计也。必待其贯满，其败坏天下事已不可胜言，虽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贯满久矣，不遇圣明，谁攻去之？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为颂德建祠者解，臣以为非训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而从之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亦靡然从之，以为无可奈何而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品试之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牴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犹以明镜别妍媸。维垣不取证于此，而安取证哉！

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其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被抑之苦，不当毛举其尺寸之瑕。乃归逆珰以首功，代逆珰而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疏入，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

倪元璐小像

元璐寻进侍讲。其年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侍讲孙之獬，忠贤党也，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

元璐历迁南京司业、右中允。四年，进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上制实八策：曰间插部，曰缮京邑，曰优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饷，曰储边才，曰奠辇毂，曰严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议，曰宣义问，曰一条教，曰虑久远，曰昭激劝，曰励名节，曰假体貌。其端政本，悉规切温体仁；其伸公议，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问。八年，迁国子祭酒。

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孔昭京营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偿之。

十五年九月，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明年春抵都，陈制敌机宜，帝喜。五月，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仍充日讲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元璐辞，不许。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赐对。因奏：“陛下诚用臣，臣请得参兵部谋。”帝曰：“已谕枢臣，令与卿协计。”当是时，冯元飙为兵部，与元璐同志，钩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两人晚，而时事益不可为，左支右诎，既已无可奈何。故事，诸边饷司悉中差，元璐请改为大差，兼兵部衔，令清核军伍，不称职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屡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赋，元璐以为扰民无益，罢之，而专责抚按。户部侍郎庄祖诲督剿寇饷，忧为盗劫，远避之长沙、衡州。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时国用益诎，而灾伤蠲免又多。元璐计无所出，请开赎罪例，且令到官满岁者，得输赀给封诰，帝亦从之。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扬者，献海运策，元璐奏闻。命试行，乃以庙湾船六艘听运进。月余，廷扬见元璐，元璐惊曰：“我已奏闻上，谓公去矣，何在此？”廷扬曰：“已去复来矣，运已至。”元璐又惊喜闻上。上亦喜，命酌议。乃议岁粮艘，漕与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摄吏部事。陈演忌元璐，风魏藻德言于帝曰：“元璐书生，不习钱谷。”元璐亦数请解职。

在袁可立的门生中，黄道周、倪元璐和刘理顺皆为国殉，名垂千秋。其中元璐素负时望，亦渐获重用， 思宗颇欲用之，然却因此深遭小人所忌，而蒙谗言罢归。元璐自此深知朝政不可为，从此绝意仕途。崇祯十五年（1642年）闻清兵入至北京，北京震动，求救兵于天下，元璐毅然尽鬻家产以征兵，募得死士数百人，驰赴北京。并向思宗陈述制敌之法，思宗拜为户部尚书，深恨不能早日用之。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逾月，李自成陷北京。城陷之日，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

书法

倪元璐

在学书的道路上，倪元璐最得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三人翰墨之助，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云：“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正如黄道周所言倪元璐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在竭力寻求变化，其学古人，灵活变通，学到举一反三。

其受益苏字，便能将苏字的扁平结字特征，反其道地化为偏长狭瘦的自家构字法则；学王字，却能把王氏书中居多的方笔，变成自己腕下能随机生发的圆笔；晚年用力颜（真卿）字，去其“屋漏痕”意，书风渐趋浑沉，又能将揉、擦、飞白、渴笔等技法引入其中，借以丰富作品内涵。并以奇险多变的结体，聚散开合随机应变，再以字距极密、行距极宽的章法布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图像。其行草立轴代表作有《冒雨行乐陵道诗轴》、《赠乐山五律诗轴》等。同时代王思任曾戏评倪书如“刺菱翻筋斗”，言其棱峭和动感，不过评论最准确的还是曾从黄道周学书的倪元璐之子、清人倪后瞻更为准确。他说：“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方之历代书家，真天开丛蚕一线矣。”

倪元璐的行草书用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并时杂有渴笔与浓墨相映成趣，结字奇侧多变，人曾戏称“刺菱翻筋斗”，其棱峭生动之姿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时谓“元璐灵秀天戍，而学力深邃，故落墨趋逸”，“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康有为所说的“新”与“异”，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同于一般的明人书法；二是不同于一般的帖学书法，这二者对于倪书来说是统一的。倪元璐书法有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又有涩劲朴茂的风貌，其源出于帖学书法，又含有碑学特别是六朝碑学的特点。既以风骨凌厉，“异态”高古，清劲奇趣，格调旷达的特点，展现出明代气势豪迈、奔放的书风，行书流利犹如“凌鱼奋尾，骇龙反拘”，体现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但又以其不求表面点书之精，这就超越了明代书法的一般风格，能惟求气势之盛，集形、意、气为一体，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从而能达“通神”的极高境界。此其一。其二：细度他的墨迹，结字多抬高右角，竭尽倾斜交错，危绝救应之势。如果说倪元璐的这幅书法很讲究造型的话，还不如说他更善于用笔，他在用笔上直落直收，斩钉截铁，笔画恣意，给人以刚劲畅达之感，其墨浓而厚笔画重而沉，方整中见婉遒，可窥篆、隶之意趣。加上笔画字型的粗细大小变化，墨色浓湿干枯交替，却又出现险劲中寓古雅的韵律。这就超越了他源出的帖学、碑学书法，将所学融入自己的创造，使之“下笔磊落无俗气”，难怪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正像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的“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对清末民国初年的书风有过一定的影响。

倪元璐书法作品

（书法作品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

绘画

倪元璐诗文为世所重，书画俱工。他的山水画落墨超逸，峰峦峻嶒，林木苍郁，间写文石苍涧占雅，以水墨生晕，颇具别致。竹石亦佳，谓其画乃出之溢也。传世作品有天启七年（1627年）作《临董北苑云壑高逸图》轴，图录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崇祯五年（1632年）作《树石图》卷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同年作《竹石图》轴藏中国美术馆；同年作《苍林秀石图》轴藏美国基怀尔乐艺斋；崇祯十三年（1640年）作《江山风帆图》轴藏日本东京静嘉堂；崇祯九年（1636年）作《文石图》轴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崇祯十一年（1638年）作《枯木竹石图》轴藏广东省博物馆；《松石图》轴图录于《浙江古代画家作品集》；《山水图》轴、崇祯十二年（1639年）作《山水花卉图册》藏上海博物馆。

倪元璐画作

文震孟：“（倪）鸿宝之于文章，其天性也。所为制辞，无一靡语，无一滥语，盖凛乎其王言焉。复无一尘语，无一勦语，无一凡语，又无一语不严且荘也。海内想闻而欲见其全，……斯鸿宝之制词，匪丝纶是焕，且经纬攸赖，裁成辅相，亦窥一斑。何啻黼黻，皇猷已哉。”

谷应泰：“凡此（殉节）诸臣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良以衣带夙铭，冯生者固少；宫车晏驾，蓐蚁者益多耳！……予盖读怀宗之君臣，而叹其亡国之正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林时对：“本朝一代伟人，皆吾浙产也。刘文成之谋略、方正学之惨忠、于忠肃之戡定、王文成之理学、倪文正之文章气节，求之汉、唐、宋不多见矣。”

张廷玉等：“范景文、倪元璐等皆庄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图社稷者，国亡与亡，正也。当时壎颜屈节，侥幸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贻诟无穷。而景文等树义烈于千秋，荷褒扬于兴代，名与日月争光。以彼洁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纪昀等：“元璐少师邹元标，长从刘宗周、黄道周游，均以古人相期许。而尤留心于经济，故其擘画设施，勾考兵食，皆可见诸施行，非经生空谈浮议者可比。其诗文虽不脱北地弇州之旧格。至其奏疏，则详明剀切，多军国大计、兴亡治乱之所关，尤为当世所推重。然当天崇之时，君子小人襍遝并进，元黄水火，防怨相寻，大抵置君国而争门户。元璐独持论侃侃，中立不阿，故龃龉不得大用。及坏乱已极，始见委任而已。无所措其手，仅以身殉国，以忠烈传于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弥重其文也。”

爱新觉罗·弘历：“元璐在明季本东林党，其从刘宗周、黄道周游，尚能留心经济，奏疏多切中时务。国朝定鼎时，即赐谥文贞，实明季诸臣中矫矫者。”

张舜徽：“倪鸿宝与黄石斋同科进士，风节文章，亦绝相似。书画俱工，落墨超逸。行草尤极灵秀神妙，为时所称。画迹亦极卓特有致。”

黄仁宇称倪元璐为“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并说：“作为晚明的一位学者官像，倪元璐从来就没有被视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关于倪元璐的记录无非是挫折和失败，但他的作品却值得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关注。在他写给皇帝的奏疏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明代末年财政管理的频有价值的信息。”

杨钧：“数百年来，为画家领袖者，均知为赵（孟頫）、董（其昌），其余如倪鸿宝（倪元璐）、傅青主（傅山）、王觉斯（王铎）之流，亦皆昂然千古，其故可知矣。”

林散之：“明末草书人才荟萃，徐天池（徐渭）、祝枝山、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王觉斯（王铎）各有千秋。”

师：邹元标

友：刘宗周、黄道周、文震孟

门人：陈子龙

倪元璐的遗著见《倪文贞集》。

倪元璐故居

倪氏后人将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倪梁村的倪氏老宅捐出，由村集体出资修缮成为倪元璐纪念馆，供世人参观凭吊。

《明季北略》

《明史纪事本末》卷80

《明史》卷265《倪元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