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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与塞防之争 编辑
海防与塞防之争 ,是清朝末期统治集团内部关于边疆防务问题的论争。
19九世纪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初叶,中亚的阿古柏、俄罗斯帝国侵入中国新疆(参见词条阿古柏事件),日本构衅于台湾(参见词条琉球事件)。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与日本交涉失利后,外部危机日益显著。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内部围绕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问题发生争论。
主政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和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担忧海防力量不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等持议海防虚备,急需筹备,而丧失新疆无关紧要,主张移塞防之饷增补海防。
海防派的论据大致有五个方面:
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
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
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高额代价收复;4.
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难以长期固守;5.
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
而与李鸿章持论相反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但使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应当专意于西北塞防。
塞防论者大致提出五点论据:
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
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3.
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
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
如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
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朝臣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叛乱平定,俄国人就会继续蚕食西北领土,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左宗棠强调,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因此,左宗棠坚决要求发兵西征,收复失地。
正在清廷争论时,新疆的危机迟迟未能终结,清廷遂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四月命李鸿章、沈葆祯分别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不久后,左宗棠挥师入疆,采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术,于光绪三年(1877年)剿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除俄国占据的伊犁外的全疆土地。李鸿章则着力于北洋水师的建设,但于抗御外国侵略效用不著。
《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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