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1696年-1771年），原名弘谋，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今属桂林）人，中国清代中期重臣、学者。

陈宏谋于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为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历吏部郎中、浙江道御史。雍正七年（1729年），以御史衔任扬州知府。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升云南布政使。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直隶天津道，专管河务。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升任江苏按察使，次年调江西布政使，迁甘肃巡抚，后改任江西巡抚。乾隆八年（1743年），刊印《在官法戒录》分给官员书吏学习，后调任陕西。乾隆十一年（1746年），调任湖北，任上修缮堤坝，以防止水灾。次年底，陈宏谋重新调任陕西。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第三次派往陕西，筹办军需。乾隆二十年（1755年），调甘肃办理军需，后调任湖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江苏段屡屡溃决。陈宏谋临危受命，与钦差裘曰修筹划治河事宜，主持办理赈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补授兵部尚书，兼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后又调任吏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兼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任经筵讲官，再升汉协办大学士，充三通馆副总裁官，补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病逝于山东兖州韩庄舟次。

陈宏谋生前整饬吏治，整顿赋税陋规，清理各类案卷，劝种杂粮，兴修水利，办理赈恤，兴办义学700余所。其著述甚丰，编辑《从政遗规》《训俗遗规》《学仕遗规》《在官法戒录》等，著有《培远堂偶存稿》《培远堂文集》等。

字：汝咨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临桂四塘

出生日期：1696年

逝世日期：1771年

主要成就：经理天津、河南、江西、南河等处水利，疏河筑堤，修圩建闸。先后两次请禁洞庭湖滨私筑堤垸，与水争地

本名：陈宏谋

官职：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谥号：文恭

生平简介

出生于桂林临桂区四塘乡横山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1771年6月，船行至山东兖州韩庄时，他病逝于舟中，终年七十六岁，谥号文恭。

历任官职

陈宏谋苏州石刻像

陈宏谋，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本科为清世宗登极恩科）三甲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浙江道御史、扬州知府、江南驿盐道、云南布政司、直隶天津道、江苏按察使、江苏江宁（今南京）布政司等职；后又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巡抚和陕甘、两广、两江、湖广等地总督。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因病疏请回乡。得乾隆允准，加太子太傅衔，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

编著学者

由于任官多年，陈宏谋研究各地民心风俗的得失利弊，分明兴革，逐条钩考，加之勤奋学习，遂成为学识渊博、编著甚丰的学者。主要编著有：《纲鉴正史约》（增订）、《司马文公年谱》（辑）、《三通序目》（录）、《甲子纪元》（辑）、《培远堂偶存稿》《大学衍义辑要》（辑）、《大学衍义补辑要》（辑）、《吕子节录》（辑）、《女训约言》《培远堂文集》《手札节要》《课士直解》《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监修）、《五种遗规》（辑）、《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等，著作总集有《培远堂全集》和《陈榕门先生遗书》。

理学廉吏

陈宏谋是清代的理学名臣。他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学，强调明体达用、知行合一。陈宏谋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学，都是一代楷模。《清史稿·陈宏谋传》称"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宏谋学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

编著学者

由于任官多年，陈宏谋研究各地民心风俗的得失利弊，分明兴革，逐条钩考，加之勤奋学习，遂成为学识渊博、编著甚丰的学者。主要编著有：《纲鉴正史约》（增订）、《司马文公年谱》（辑）、《三通序目》（录）、《甲子纪元》（辑）、《培远堂偶存稿》《大学衍义辑要》（辑）、《大学衍义补辑要》（辑）、《吕子节录》（辑）、《女训约言》《培远堂文集》《手札节要》《课士直解》《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监修）、《五种遗规》（辑）、《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等，著作总集有《培远堂全集》和《陈榕门先生遗书》。

思想家

陈宏谋半身像

陈宏谋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在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存在于他的著作之中。他一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笔耕不辍，著作甚丰，有《培远堂全集》《五种遗规》等近300万字。尤其是他的《五种遗规》影响很大。《五种遗规》是对前人思想智慧的挖掘选粹，“或嘉言，或懿行，悉皆古人成书，故曰遗规也”。《五种遗规》中《养正遗规》以蒙学少年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读书、立志，共四卷；《训俗遗规》以士、农、商贾等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处世做人，共四卷；《从政遗规》是为官者从政而写，要求上副圣训，下符民望，共二卷；《教女遗规》以女孩为读者对象，强调了女德女智教育，共上、中、下三卷；《在官法戒录》读者对象为胥吏，提出“见善而以为法，见不善而以为戒”，共四卷308条。以上人称《五种遗规》。陈宏谋晚年在京辑录的《学仕遗规》，提出仕和学的关系不能矛盾的观点，共四卷，与《养正》《训俗》《从政》《教女》四者合刻成书，亦称《五种遗规》。

最贤者

到了19世纪20年代，陈宏谋已去世50多年了，当时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在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时，收入陈宏谋的著述《五种遗规》等达53篇之多，仅次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著述。到了清末，《五种遗规》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到了民国年间，《五种遗规》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1946年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在陈宏谋的故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前述《清史稿·陈宏谋传》中与陈宏谋同列为当时“最贤者”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早已不为人所知了。

被人遗忘

1949年10月以后，陈宏谋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似乎失踪了。“文革”中1966年5月的一天，“红卫兵小将”们奔赴临桂县四塘乡东畔岭，将陈宏谋墓前的翁兽石作、乾隆御赐碑砸得粉碎，又将陈宏谋墓掘开，将陈宏谋的遗骨挖出示众，要其“遗臭万年”。然而就在这时候，人们却在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中，看到了陈宏谋《在官法戒录》的影响。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辑。清代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材。辑者有感于世上多有弊端，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事迹，分门别类辑为遗规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五种《遗规》的成书时间不同，《养正遗规》为乾隆四年（1739年），《从政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分别为乾隆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录》则为乾隆八年四月。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

各《遗规》单行本甚多，以单本形式收入各类丛书、类书亦甚多。而合刻本则不多，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的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的《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陈宏谋是广西临桂县四塘乡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陈宏谋从小家境贫寒，少年时代苦读苦学，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他在广西乡试中考中头名举人，当年秋天，在参加全国会试中名列108名，参加殿试中三甲第九名，成为雍正元年进士。陈宏谋在会试和殿试中的名次，算不得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碰上了“康乾盛世”的历史机遇，为官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到兵部、史部、刑部、工部四部的尚书。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以大学士总理国政，遂为宰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升任东阁大学士，官当到位极人臣了。如果仅从仕途来看，陈宏谋也不见得有多少独到之处，因为“康乾盛世”所产生的“贤臣名宦”数以百计。

《清史稿·列传 卷三百七 陈宏谋传》篇尾对陈宏谋的评论：“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这篇史传把陈宏谋与同时代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从众多的“贤臣名宦”中提高到最贤者了，但仍与云贵总督张允随“略相等”。

后人则把陈宏谋从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他先后担任过浙江、云南、江苏、陕西、河南、两广等十三个行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并任过扬州、天津、江宁这三个繁杂地区的府道官，总计外任37年，历三府、十三行省，当二十一任官职的经历，总结为其时间之长，职务之繁，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然而，仅凭这些经历，陈宏谋也还不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后人把陈宏谋推崇为历史上的好官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廉洁自律，反腐败惩污吏，打击黑恶势力，维护民生，忠君爱民，兴修水利，大办工业等这些鉴定考评似的褒语美言，也还不能使陈宏谋成为世界的陈宏谋。

200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出版《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显示出当时的中国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该书于2013年被译为中文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