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汉语词语，原指汉族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

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中文名：汉奸

外文名：（Chinese）traitor

拼音：hàn jiān

别名：卖国贼、叛国者

代表人物：汪精卫

“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诸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

其后，在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乱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汉奸指称不法的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载“顾臣尤有说焉，夷地深险，步步羊肠，犬羊之性，一日数变。汉奸揆之，其狡百出，势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筑，一面剿除顽梗，庶可建威消萌，计垂长久，黔省俭瘠，百务掣肘，一切经画事宜，尚有疏所未尽者，容臣会同按臣陆续具请”（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

据吴密《汉奸考辩》：“朱燮元卒于崇祯十一年春（1638），杨嗣昌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时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对西南地区的战事和经营没有得到巩固。“汉奸”一词自明崇祯十年出现后，一直没有流行开来。” “康熙年间，田雯的《黔书》沿用了明代”汉奸“一词的含义。康熙年间，贵州提督张文焕《奏陈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折》中两次使用了汉奸一词：“附近古州，八万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汉奸指使生事，况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过弩弓标枪之类，鸟枪间或有之。”

到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尔和”通事“虎儿，“均应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为“汉奸”。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现在的说法。见贝青乔《咄咄吟》（贝青乔于鸦片战争爆发后，随同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抗英，把他两年多所见所闻之种种咄咄怪事写成大型纪事组诗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咄咄吟·卷上》载：”初，琦善以直隶总督，误信汉奸之言，奏参林则徐严办粤东鸦片烟，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职而以琦善代之“。该书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奸主要是只是那些因为参与鸦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倾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给英国的中国人。《咄咄吟·卷上》载：“或谓将军曰，军机之洩，由于汉奸；汉奸之来，由于禁绝鸦片烟，盖中国贩烟者，恒与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结纳，今既严禁贩烟则此辈无可分肥,势必狼狈为奸，甘为夷用，以潜探我军机。”“欲知幕友家丁之为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稣，汉奸多奉其教者也”。在1900年（光绪26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现在基本一致了。

清末，中国同盟会倡导武装革命，凡是帮助维持满清政权的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都被骂为“汉奸”。此时的“汉奸”体现了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

中华民国建立后，“汉奸”的含义演变为现在的含义，即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不限于汉族。

汉奸语汇后来甚至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汪伪国民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

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达到90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长期陷入战乱。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意志力薄弱的人就当了汉奸。抗战时期中国生灵涂炭，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进行焦土抗战，中国民众潜伏后，不去残暴。汉奸却因为个人意志力沦为叛徒，令人愤慨。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尔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近代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梁鸿志、傅筱庵、殷汝耕、李士群、陈璧君、丁默邨、王克敏、张景惠、张海鹏、张啸林、张敬尧、郝鹏举、梅思平、季云卿、石友三、王揖唐、章宗祥。

现代

黎智英 、陈方安生 、李柱铭 、何俊仁 、李永达 、林卓廷 、吴文远 、黄之锋 、罗冠聪 、余茂春、杨岳桥 、岑子杰 、周庭 、黄台仰、戴耀廷 、招显聪、李登辉 、朱凯廸 、何韵诗、陈日君 、陈浩天 、周永康 、李卓人 、石平 、许秀中 、李亨利 、马继生、梁国雄、杜汶泽、黄秋生 、朱耀明 、陈健民 、梁颂恒、游蕙祯 、莫乃光 、岑敖晖 、郭家麒 、谭文豪 、黎恩灏 、林朗彦 、钟翰林 、曾志健 、郑文杰 、苏贞昌 、游锡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