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炉，指夏季炎热城市。最早始于民国时期，当时长江流域的中下游段重庆、武汉、南京夏季气候炎热，故被传称为“三大火炉”。民国时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片夏季高温区，南京市、武汉市和重庆市，一年中日最高气温超过30℃的日子达70天以上，而且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人们也称这三大城市为“三大火炉”。不是指这三大城市气温高的异常，而是作为知名城市，她们的热更容易被记住，被历代文人墨客宣传的结果。2017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榜单，通过综合分析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气象资料，首次向公众权威公布中国夏季炎热城市情况，综合分析的结果是，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别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由于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变化，火炉城市开始产生变化，部分地区高温日增幅明显。部分城市开始不断植树造林，传统火炉中以南京为代表的炎热程度逐渐与江南、华南地区其他都市相比大为减轻。

民国时期，南京、武汉和重庆三大火炉确实很热，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在32～34℃左右，极端最高气温曾达到39.6～43.0℃，高温延续的时间也很长，每年高于30℃的暑热天数，平均都在70天以上，并且从早到晚，气温的变化不大，不但白天热，夜间也热不可耐。

形成长江沿岸三大火炉的主要原因是夏季高空被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着；其次就是地形的影响。重庆、武汉和南京都在海拔较低的长江流域河谷中，河谷的地形特点犹如锅底，四周山地环抱，地面散热困难，使气温不断升高；三是这些地方水田网密布，水汽多，湿度大，人体出汗后不易蒸发，出汗的散热效率大大降低，高温加高湿，更使人感到闷热。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南京、武汉、重庆、南昌是公认的“四大火炉”。然而，福州被列为全国最热城市，2000~2009年10年间有375个高温天数（气温超过35℃），但这一数据并非最新，最早来自中央电视台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博客。

2017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榜单，通过综合分析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气象资料，首次向公众公布中国夏季炎热城市情况，综合分析的结果是，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别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武汉

现状：凉夏频率增加

武汉市

分析武汉市1951-2006年气候资料可发现，在过去的56年间，武汉6-8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下降了0.2℃，其中最炎热月份之一的8月下降最为明显，下降了0.9℃。

重庆

现状：数据依然“发烫”

根据重庆当地媒体发布的消息称，在近五百年中，重庆市平均10年有4年旱，是我国高温伏旱的主要频发区之一。该地气象专家介绍说，重庆市从1924年开始进行气温的仪器观测，其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大致经历了“暖——冷——暖”三个周期。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为偏暖期，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偏冷期，90年代中期以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偏暖期。进入21世纪以来，重庆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特别是2006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旱情，最高气温43.0℃，2100万人受灾，有媒体称：“这是一组发烫的数据”。通过统计来看，进入2000年以来，重庆的高温日始终是超过平均水平的。2007年，重庆綦江有39个高温日。余志豪教授告诉记者：“2008年6~7月，重庆气温仍然较常年偏高1℃左右。”而记者查阅当地气象资料得知，重庆綦江仅7月就有18个高温日出现。

南京

现状：确实凉快了

由于大气环流的变化以及南京不断的植树造林，南京夏天的炎热程度与江南、华南其他都市相比大为减轻，故已摘去“火炉”的称呼。南京的天气确实变凉快了，2008年不必说了，总共只有10个高温日，其中三伏只有两个高温日，最高气温37.3℃，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凉夏，但比周边城市凉快很多。

江苏省气象台的监测数据显示，南京年平均气温上升，但夏季气温却在走低。数据显示，进入2000年以来，南京高温日没有突破20个的，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往往十年会出现3-4个“热夏”，一年里会有20天甚至30天的高温日。

余志豪教授认为：“如果以前副热带高压的中心位置是在南京-武汉这一线，那么如今，它的位置偏东南，其中心位置往往在浙江东部以及江西南昌一带，中国的火炉也可能相应转移了位置。”

上海近5年的年平均高温天数比此前30年平均值高出2倍，2003年更是达到了40天。2004年-2006年三年里，上海的年平均气温都位居各省（直辖市）的前列。2004年是第二名，而2005年和2006年均为全国第一名。

另外一个候选“火炉”应该就是杭州了，2006年浙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40℃以上，而南京才37.8℃，显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了。

安徽省气候中心统计出，该省最热的城市是安庆。据统计，夏季全省平均气温为27.1℃，较常年偏高0.5℃，其中安庆市平均气温为28.6℃，为全省最高，成为夏天最热的城市。

新定标准

2010年公布的新四大火炉，对“炎热城市”的分析研究，考虑的因素包括炎热指数（一种主要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综合影响的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科学上用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多少，以及极限高温数值和相对湿度综合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炎热程度，一年中最高气温超过35℃的日子达20天以上，而且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把这样的城市称为“火炉”。

不同于极端最高气温或高温天气（日最高温度35℃）日数等指标，炎热指数综合考虑了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的影响，有着独有的计算公式，通常认为，炎热指数值越大，人体感觉会越不舒适。因为在高温条件下，如果空气干燥，可以通过出汗和汗液的蒸发来散热，但如果空气湿度太大，人的散热系统的效率就下降了，汗液无法蒸发散去，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直观感受

“火炉”城市的说法源于民间，原先并没有气象统计学上的依据。“火炉”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公众的直观感受，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例如，北方城市高温天数较多，但相对湿度不大，人体舒适度要好很多；有的城市极端最高气温很高，但是持续时间不长，炎热程度总体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有的城市夏季相对湿度很高，但最高气温不是很高，虽然人体感觉闷热，但炎热强度不强。当然，人体对炎热的感受与人员的身体条件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重庆之热源于地形，“渝炉”堪称老山炼丹，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而专家认为山城夏季多雨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排放物(二氧化硫、微小粉尘等)的增加影响到太阳辐射，导致了降水量提升，高温日相对减少。这样的“人工降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意外收获”。

江城武汉可称“一代炉魁”。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减慢了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宛如桑拿，汗出如浆，闷热难耐。1934年某日武汉41.3℃的纪录为江城夺得“炉魁”之称。

南京深得江南“夏九九”的精髓：扇子勿离手，出汗如出浴。宁沪两地高温堪称伯仲，不过上海临海地形让南京自叹不如，因为海陆间气压差，上海的晚上比南京凉爽很多，虽然两地日最高温差不多，但是日平均温度上海就比较低。

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空前规模的燃烧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车的降价、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购车代步；加上空调的普及，这些都在向大气排放大量热气。城市里的人口、高楼、道路密集，混凝土、柏油路使太阳辐射升温快，散热慢，热岛效应越来越明显，城市的温度在逐步升高，越来越多的“火炉”城市涌现出来，这也是人类无节制活动加剧地球环境急剧变化升温的现实例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夏季主要雨带北移到江淮黄淮一带，导致南方降水量偏少，温度持续偏高。从近31年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分布来看，全国高温日数最多的主要有两个区域，一是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附近，另一个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长沙、福州等城市在内的江南华南一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北方大城市的增温更加明显，比如西安、石家庄等城市，这几年夏季高温日数超过了20天，出现了超过42℃的极端最高气温。此外，城市人口聚集、建筑物增多、交通压力增加、人为热源增多等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城市热岛效应，进而引起气温升高。

国内外专家都在积极探索减少“热岛效应”的办法。例如，要加强城市规划，选择合理的城市结构模式，统筹安排工厂区和居民区；可以在城市建筑物表面涂上白色或换上浅颜色的材料，以减少吸收太阳辐射；在路边、花园和屋顶种花栽树，特别是城市热岛区要加强绿化，通过植物吸收热量来改善城市小气候。 此外，还要将城区分散的热源集中控制，提高工业热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热量散失和释放，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张存杰表示，对于公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机会，并采取相应的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炎热天气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专家认为：炎热程度排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减轻高温对人们健康和生活的危害。比如，增加绿化，减轻热岛效应；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趋势等。

城市夏天炎热指数主要是“热岛效应”引起的，而温室气体是热岛效应的“罪魁祸首”。对付温室气体，还是要从消除城市热岛效应，多建绿地，多种树木着手。

“不要纠缠是不是‘火炉’。”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严先生说，因为“火炉”不仅仅是个天气问题，还是个发展问题。“杭州本来不是很热，如果持续热，肯定影响它的休闲城市的感觉。”他说，空调普及了，更多的建筑是节能的恒温建筑。同样是“火炉”，百姓感受今昔不同，因为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性化设施。

他认为，比“火炉”排名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大环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们能做的是民生关怀和社会小环境的改善。热天增多，说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政府在环保这方面需要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