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属于与“崇高”相对应的审美范畴。突出了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及各种形式美因素的协调统一，给人以愉悦、轻松的审美快感。

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静穆等特性。

中国古代思想认为，天下万物都可分为阴阳二极，阳为刚，阴为柔；推及审美世界，便体现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阳刚与阴柔相结合的“中和之美”，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理想境界。清人刘熙载说：“沈著屈郁，阴也，奇拔毫达，阳也”，“书要兼备阴阳二气”，“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婉而愈劲，婀娜中含遒健，正是理想的中和之境。

不惟刚柔相合，中和之美还要求所有相对应的两极审美因素的兼容，强调审美意蕴程度适中，不过分而无不及。《艺概》论诗“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评《国策》“沈而快”、“雄而隽”，认为古赋“调拗而谐，采淡而丽，情隐而显，势正而奇”，主张书法“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吕氏春秋》在论音乐之美时则主张：“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搏，不搏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为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兼容两极，适度而不走极端，便会取得中和的审美效果。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亦即情理统一、情感表现遵循理性规范，是中和之美的理想情境。《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情感抒发是人的本性的正常流露，但又必须“中节”，受到一定节制，符合理性规范。这就是说，中和之情不能过分剧烈，不能愤激狂放。所以，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强调：“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指的就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保持心境的平和，不急不躁，情绪静稳。

含蓄性是中和之美的重要特色。中和的艺术表现婉转曲折、韵味深长。田同之指出：“古人诗意在言外，故从容不迫，蕴蓄有味，所谓温厚和平也”。田雯也强调：“风人之旨，往往含蓄不露，意在言外，婉挚多风，蕴藉有味”。这虽然源于“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教，但因含蓄蕴藉的表现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所以是历代中国艺术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中和之美又强调杂多审美因素的和谐统一。每一个系统内有多种不同的因素，正是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融合互济，构成了一个个和谐有机的统一体。《左传·昭公二十年》曾记载晏婴的言论：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晏婴从烹调之和、声音之和，探讨了杂多统一的和谐之美。孙过庭《书谱》中“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八个字，更是简要浓缩地反映出中和之美的精神实质：“违”指变化、多样、错杂，从书法来看，就是笔画、结体、布局等不雷同或等齐划一，“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但这种“违”又不能超出限度而导致“犯”，即各种不同因素不能因为过分强调自身而引起了互相间的侵害、抵触、冲突，使作品杂乱无章。“违而不犯”，既有多样变化的不同因素，又使它们协调统一起来，达到“和”的境界。这个“和”又不是“同”中之和，因为“同”仅仅是事物的单一化以及单一事物的相加相济，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声一无听，物一无文”⑥。以同裨同，以水济水，只能导致同一事物数量上的变化，并不能产生出新东西，事物也就因此失去了无限多样性和继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所以，抵触混乱与单一雷同都不能构成高度和谐的中和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