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作者从明代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一般认为是明代诗人瞿佑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最早在明代洪武十一年（1378）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

《剪灯新话》全书共4卷，附录1卷，共有传奇小说21篇。内容大多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其中少数篇章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从侧面反映了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遭遇。 较之宋代文言传奇，有情节新奇、辞语绮丽的特点。明代后期拟话本，常取材于此书。

作品名称：剪灯新话

作者：瞿佑

创作年代：明代

文学体裁：文言短篇小说集

首版时间：明代洪武十一年（1378）

字数：211000

《剪灯新话》共4卷20篇，另有附录1篇。作者瞿佑曾亲身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因此，对社会动乱的展示和反思成为全书最主要的话题，诸如“山东大乱”“张氏夺印”（《三山福地记》），“姑苏之围”（《华亭逢故人记》），“方氏之据浙东”（《牡丹灯记》）等等。

《剪灯新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文人命运的摹写。作品中描摹了文士穷困潦倒的尴尬处境（《令狐生冥梦录》《富贵发迹司志》）；对人世间“贿赂而通”“门第而进”“虚名而躐取”的人才体系不满，而给予大声的抗议和讥刺（《修文舍人传》），并刻画了士人在战乱的历史氛围下“贫贱长思富贵，富贵复履危机”（《华亭逢故人记》）的仕隐两难的人生困感，以及动辄得咎的避祸心理（《令狐生冥梦录》）。

从瞿佑的生平可以看出，他一生既经历过元朝的残酷统治，又遭遇了改朝换代之际的社会动乱。到了明初，社会虽然趋于安定，但对于文人来说依然没有好日子过。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文人批评时政搞起了文禁，这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又是一重打击。这些经历都为瞿祐积淀了创作的生活和思想基础。在明初的严刑峻法面前，文人为避免与统治者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追慕唐人，借写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传奇小说来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成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剪灯新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剪灯新话》内容上，有一类是因袭或模仿前代题材。如《申阳洞记》写桂州大姓钱氏，爱女被妖猴攫去，后陇西西李生杀猴救女，情节显系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脱化而来。又《天台访隐录》叙洪武年间宋时逃难入山的居民等事，与《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相类。

据瞿佑“后序”说，《剪灯新话》作于洪武十一年（1378），在此前，曾编辑有《剪灯录》前、后、续、别四集，每集自甲至癸分为十卷。此《剪灯新话》当即据前《剪灯录》而言。

令狐撰

卷二《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主人公，性格刚直的读书人。他不信鬼神，仗义直言，因赋了一首指控冥府营私舞弊的诗而被阎王拘去。在阎王殿上威武不屈，攀折殿槛而不肯就刑，又当场写了一长篇“供词”，据理力争，终于折服了阎王。返回阳世之前，破例被允许参观地狱，目睹了那些误国之臣，贪淫之辈，奸佞之徒死后受酷刑的情景，从而，在张皇“鬼神变化”和“幽冥果报”的同时，完成了扬善惩恶的主题。

罗爱爱

卷三《爱卿传》中的女主人公。嘉兴名妓，色貌才艺独步一时，嫁同郡贵家赵氏子为妻。婚后丈夫离家远行谋取功名，她独撑家业。在年迈的婆母病重期间，她尝药煮粥求神礼佛，极尽孝道；婆母死后，又独自周到地经理了丧事。后逢战乱，有刘万户要逼她作妾，她坚决不从，自缢而死。局势安定之后，赵氏子归来，爱爱鬼魂与之相聚，沉痛地追叙了别后的景况与积怨，而后赴无锡托生。她的不幸遭遇，在当时的动乱年代是有典型意义的。忠孝节烈，贤淑淳朴，这是一个民间劳动妇女的典型。

夏渊

卷四《修文舍人传》中的主人公，江苏震泽的一介书生。博学多闻，著述极丰，却怀才不遇抑郁而死。死后到阴间受到重用，作了修文舍人。作品把冥间赏罚分明，唯贤是举的用人政策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与昏暗的世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在生前友人的帮助下，他的著作文章得以梓行传世，达到了立言的目的。

主题思想

尽管《剪灯新话》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封禁，但其中实则蕴含根深蒂固的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报应之事，往往为游戏曲笔，其深层目的实是要宣扬正统道德。《金凤钗记》中的兴娘借其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以求与兴哥再续前缘，其间言行举止大胆奔放，如投钗引诱、逼迫就范、怀璧私奔，这些泼辣逾矩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封建礼制所严厉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讳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使其合情合理，生动有趣，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对封建礼制的破坏与反抗。然而，在小说最后，兴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责绝亲弃孝，要返还父母家中请罪，这又显露出对人伦孝道的遵从恪守。在打破礼制束缚后，却仍旧回归礼制道德。虽然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一回归是情节发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却也足以显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义。再者，这一回归也意味着终点，既是兴娘命途的终点，又是兴娘与兴哥世缘情爱的终点，其后又成为兴哥生命的终点。前后相较，兴哥与兴娘违逆礼教获得的是相互厮守的幸福，而重返礼教得到的却是尽皆消陨的悲剧，不难体会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讽刺。

瞿佑在小说中常常构建出一种奇诡的秩序：现实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说人物则在梦境或冥间中寻求新的平衡，而往往这些幻境又是对现实的影射，人物在最后又不得不返回人间现实。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滕穆知卫芳华为鬼魂，却无所畏惧，并勇于跨越人鬼之间的界线，与之交合，娶其为妻，还带卫芳华回乡居住，却对亲友隐瞒其真实身份，只说是“娶于杭郡之良家”。为何滕穆不直接告诉亲友卫芳华实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笔带过，仿佛“不言自明”，而其实深藏意味。世人对于鬼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鬼魂邪恶、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韪。世人不允许鬼魂来打乱和破坏人间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许人对“人”背叛，而与“鬼”相亲。瞿佑在小说中将鬼魂刻画成贤孝佳妇，灭其恐怖之色，而突显其温柔聪慧、勤勉奉献之质，以求作为那种越轨举动的转移与修饰。在僵化的儒家社会环境中，这种热烈浪漫的爱情却要在欺瞒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经心的掩盖，实则暗含对那些循规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讽刺。但同时，在这种漫不经心与刻意颂扬之间，也流露出瞿佑一种折衷的无奈，一方面出离于规则，显现出离经叛道的潜质，一方面却仍然无法脱离礼教规训，寻求与社会的和解。

瞿佑在设置小说情节时，总是将有缘人一步步引向两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决绝分离；一步步将神鬼引向真实人间，模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一步步又刺破虚掩的真相，使神鬼回归幻境，由此呈现人鬼之间鲜明而深刻的隔阂。人，无论如何不顾世俗成见，由现实世界而沉溺于鬼神虚幻，最终都难以圆满。瞿佑借人鬼之间的悲欢离合，用这种生命的消亡、情爱的消逝、结局的悲苦，打破虚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间世与虚幻境之间终究无法跨越与调和的处境。

诗词

在《剪灯新话》中，那些不适合掺杂诗词的故事，瞿佑并没有生搬硬套，《金凤钗记》这类比较通俗的故事，就没有刻意加入诗词的必要。可见作者对于这种形式的把握还是有一定分寸的。“诗笔”最深的一层含义是用诗的意境来写作小说。诗意是用凝练的语言，委婉含蓄的方式来抒发作者的情绪，使人体验到的不只是清晰可见的形象，还有朦胧的而邈远的“情感流”，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弥补小说过于直观的缺点。《剪灯新话》中的小说，掺杂诗词的有很多，但是具有诗意的却不多，只有《鉴湖夜泛记》《渭塘奇遇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等篇描写的环境，诗意较浓。《鉴湖夜泛记》写处士成令言，“不求闻达，素爱会稽山水……常乘一叶小舟，不施篙橹，风帆浪楫，任其所之……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金风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辉，水天一色，时闻菱歌莲唱，应答于洲渚之间。令言卧舟中，仰视天汉，如白练万丈，横亘于南北，纤云扫迹，一尘不起。乃扣击船舷，歌宋之问《明河》之篇，飘飘然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意。”

话本风格

《剪灯新话》还善于吸收话本小说的营养，比较通俗易懂，带有市民趣味，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往往自觉地进行道德说教。话本小说是一种民间说话艺术，是在勾栏瓦肆中讲给市民群众听的，所以语言明白易懂，符合市民趣味。即便是讲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甚至帝王将相，其出身往往也被写得十分低微，甚至还被写成了市井无赖之徒，最后因某一次偶然机会飞黄腾达。这种安排能满足市民企盼荣华富贵的心理。爱情故事也写得质朴自然，切合平民百姓的实际爱情生活。话本小说十分具有市民趣味，适时加进一些笑料，来吸引市民听众，一些看似浅俗的话语和笑话，正是它们的“看点”。与唐传奇相同，宋元话本也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作者将情节极尽变化。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听众的心理，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听觉上的疲劳感。

“说话”这种叙事艺术，还讲究在娱乐中对听众进行说教，说书人无法摆脱传统伦理道德、儒教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的宣传员。为了防止听众的厌烦情绪，这类说教内容不会太多，往往也不会跳出故事大发议论。这种道德说教，期望对民众达到一定的教化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手中，这种教化便更加自觉。瞿佑的《剪灯新话》也有道德说教的成分，但它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的传声筒，而是出于对混乱的社会生活的感悟，希望在小说世界中重建一种理想化的公平。

《剪灯新话》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剪灯新话》出现在元末明初，是古体小说向近体小说转变的重要时期，虽然它在文体上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传奇体，但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适当地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体现出一种新风貌，足以新人耳目，使传奇小说体在沉寂一个多世纪以后，又得以复兴，传奇小说体又产生一批佳作，最终在清代出现《聊斋志异》。

《剪灯新话》的影响遍及四海。在瞿佑生前，人们四处奔走，多次刊印《剪灯新话》。因为书中所言“皆新奇希罕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1420），广西布政使李昌祺就仿照《剪灯新话》的体例，撰写了一部《剪灯余话》，为瞿佑张目。以后，社会上又陆续出现了仿作：《觅灯因话》《剪灯奇录》《挑灯集异》《剪灯纪训》《剪灯续录》等书。诚然，由于《剪灯新话》的内容“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也遭到了明英宗的查禁。但在民间，它却非常流行，甚至被编人启蒙读本而家喻户晓。研究者已经指出，《六十家小说》中的《风月相思》与《剪灯新话》相类，凌漾初创作的“两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从《剪灯新话》汲取《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的素材，而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拟话本小说《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庵内看恶鬼善神，井口谈前因后果》。后世的不少杂剧、传奇更是从《剪灯新话》中获得了改编的素材。如杂剧《人鬼夫妻》、传奇《优坠钗记》（又名《一种情》）、《金凤钗》等，都是根据《剪灯新话》中的小说《金凤钗记》创作的。戏文《兰蕙联芳楼》乃据《剪灯新话》之小说《联芳楼记》创作，两者从题目到内容都很相似。而小说《渭塘奇遇记》则被改编成杂剧《渭塘梦》和《王文秀渭塘奇遇记》、传奇《异梦记》等，《翠翠传》则成为杂剧《金翠寒衣传》和传奇《领头书》，《绿衣人传》也被改编成传奇《红梅记》等等。

在国外，《剪灯新话》也影响巨大。尤其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它的大量读者和研究者。以韩国为例，早在15世纪中叶，《剪灯新话》就已传入并且很快风行社会。不久，即有金时习的仿作《金鳌新话》面世，成为韩国小说的滥觞。在日本，《剪灯新话》的流传更为广泛。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剪灯新话》的版本“镌刻尤多，俨如中学校之课本”。更为甚者，他们把书中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使其深入市井间里。至于越南，则在16世纪初就已传入《剪灯新话》，阮屿深受其影响，撰写了仿作《传奇漫录》。有关《剪灯新话》的研究，也在海外热烈地进行着，尤其是日、韩等地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现代文学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初，有钱塘瞿佑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三灯’的传奇体裁是沟通唐宋传奇与《聊斋志异》的桥梁，在小说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现代作家周楞伽：“这三种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是上承唐宋传奇，下开《聊斋志异》的桥梁，在文学史上有它们一定的地位。”

《剪灯新话》是明代文人创作小说遭到朝廷禁毁的第一部。据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记载：“《实录》：正统七年（1442）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瞿佑（1347——1433年），字宗吉，号存斋，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有诗名，曾被当时诗坛领袖杨维桢，称赏为瞿家的“千里驹”。明太祖洪武年间出仕，历任仁和、临安、宜阳等县训导，后升任国王府右长史。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因诗获罪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被遣送谪戍保安（今河北怀柔一带）。仁宗洪熙元年（1425），经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在英国公家主理家塾，三年后放归。宣德八年（1433）卒，享年八十七岁。瞿佑一生著述很多，只有《剪灯新话》《归田诗话》《咏物诗》等几种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