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

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左联”于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於1930年3月2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但实际在背后握权是两度留苏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左联势力主要是由1926年急转成激烈革命派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与1928年“太阳社”钱杏邨，汇合个人主义立论的“语丝”鲁迅、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茅盾等人停止混乱的内斗，矛头一致转向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进行笔战。

直到1936年解散，左联已为共产革命思想创造极大同情，此一胜利促使了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左倾与把五四以来自由心灵带上为政治革命服务的道路。左联的解散，一是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妥协，二是“中国文学家的集体抗日救国”到了最后阶段，亡国灭种的现实使国民党终于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出全国对日八年抗战。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五烈士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6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品

蒋光慈-孟超-阿英

王任叔-郑伯奇-洪灵菲

陈荒煤-戴望舒-端木蕻良-冯铿-关露-萧红

胡风-胡也频-李伟森-楼适夷-柔石

沙汀-谢冰莹-徐懋庸-阳翰笙-叶以群

殷夫-于伶-郁达夫-张天翼-周文

丁玲-夏衍-冯乃超-马加

马子华-王志之-王余杞-王西彦

方土人-方之中-东平-叶灵凤-叶紫

田间-白薇-任白戈-任钧-许幸之

孙席珍-杨骚-杨刚-李辉英-丽尼

邱韵铎-何家槐-林淡秋-欧阳山-周立波

周而复-草明-柏山-洪深-聂绀弩

夏征农-陶晶孙-萧三-舒群-蒲风

雷石榆-穆木天-艾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珍贵文物)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品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92年前的3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随后，多个左翼文化组织陆续建成。形成左翼文化联合战线，联手国际左翼文化阵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并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即日起，小编要带领大家缅怀英烈，回望历史，沿着城市考古路线，走进虹口街巷，深入青砖红瓦的石库门弄堂，聆听一处处会说话的建筑讲述历史故事。

从左联的理论纲领和工作方针中，我们看到了列宁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学说的运用，看到了革命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及其与被压迫阶级联系的观点。它的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革命热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于左联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理论纲领也有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到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没有提到团结广泛的作家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活动。其中所谓我们的艺术是“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如果作为左翼作家思想改造的自我要求来说，是正确的；但纲领指的乃是我们的艺术所担负的社会斗争任务，这就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利于团结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理论纲领的缺点，反映了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影响。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对左联的理论纲领的有力补充。

在充分估价左联的伟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看到它还有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左联存在期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党内又出现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际上还有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福本路线的影响，党内的错误路线虽然受到很多左翼革命作家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但不可否认它对左联工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左联的某些指导性文件，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估量，就有左倾的错误观点。首先是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清楚，认为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提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就会吓跑一些人。又如左联本来是文学家的组织，但在领导思想上却混同于政治组织。每逢纪念日，左联都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有些成员对于鲁迅、茅盾抵制这些作法，还想不通。政治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毛病都不利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育，加上瞿秋白从1931年夏天开始参加领导文艺工作，上述错误才逐渐有所克服。自然，“左联”的缺点错误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从主观条件说，作家的思想改造这个关键问题，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逐渐有所认识，但仍未得到普遍的应有的重视。

油画：左联在集会

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据统计，“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约有700种，占1919年至1949年全国翻译总量的40%。除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辛克莱的《屠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故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和《译文》（鲁迅、茅盾主编）上译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密支凯维支、裴多菲、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以规模浩大著称，其中收有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薄伽丘的《十日谈》（武光健译）、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傅东华译）、卢梭的《忏悔录》（张竞生译）、夏落蒂·勃朗特《简·爱》（李霁云译）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在引进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丁玲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既然左翼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联”成立后，就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1931年，左联执委会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众化问题是左翼文艺理论的焦点之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沈端先、华汉（阳翰笙）、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先后都发表过文章，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冯雪峰（洛扬）认为：“‘文艺大众化’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文学大众化’，是目前中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并说：“‘文学大众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一方面要我们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没有使大众理解的必要的非大众性的东西，同时渗进新的大众的要求，使作品和群众的要求接近。”（《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为了使革命文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许多人都主张采用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则认为，在旧形式中应加入新成分。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旧形式，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他认为：“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把握住了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也写了一些大众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好东西歌》、《南京民谣》，瞿秋白的《东洋人出兵》 、《上海打仗景致》等。此时的大众化文学虽因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左联”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则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 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导初期，创造社成员激烈地宣布告别他们曾极力张扬的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现实主义与其他创作方法对立起来。1931年前后，“左联”的理论家们从前苏联的“拉普”理论家那儿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政治、哲学代替艺术，将世界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调时，再次否定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义。1933年9月，周扬介绍了1932年10月全苏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清算“拉普”错误的情况，并于11月发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错误。周扬从理论上详尽阐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真实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应注意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是“为大众的文学”，“具有为大众所理解的明确性与单纯性”。文章还指出，浪漫主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倾向竞争中去实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