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豢（生卒年不详），长鱼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著名史学家。

所处时代：曹魏

出生地：京兆（今陕西西安）

主要作品：《魏略》

本名：鱼豢

鱼豢是曹魏后期至晋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撰写有著名的纪传体史书《魏略》。《魏略》为部八十余卷，每部皆有数十篇，约合八百余万字，是魏、晋时期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魏略》，是鱼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说其记事止于魏明帝。但据《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农历9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

近代学者张鹏一在《魏略辑本》中称：“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即鱼豢入晋朝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而在《魏略》中的叙事颇为注重品节作风。

《魏略》不仅能补陈书之缺，而且敢于揭露当朝权贵的丑事（例如，曹操 、曹丕 、曹休 、夏侯惇 、何晏 、蒋济 、司马懿 、赵俨 ），因此，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被史家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

裴松之所注的著名《三国志》，其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如今《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其内容还是相当严谨的。

鱼豢是陕西关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晋国长鱼矫氏族，所以对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因此在《三国志·东夷传》中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诸多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也极为珍贵，被历代史家称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

在《魏略》中，鱼豢很注意对三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他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公元190～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国时期，贵族子弟们入太学多是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学中教授生徒的博士们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当时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当时学术、文化的坠落了。

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强之家(单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中鱼豢说：“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雄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从中可见，当时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那么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在《魏略》中，还记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诸多传记。宋朝学者高似孙称赞《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清朝大学者钱大昕亦称赞《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

关于《魏略》的卷册数目，在史籍《隋书·经籍志二》中记载：“《魏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在史籍《旧唐书·经籍志上》中记载：“《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而在史籍《新唐书·艺文志二》中则记载：“鱼豢《魏略》五十卷”。

万分可惜的是，鱼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后期的战乱之中绝大多数皆已亡佚，今天人们所见的两种辑本，其内容还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

《以武帝配天议》：昔后稷以功配天，汉出自尧，不以尧配天，明不绍也。且舜已越数代，武皇肇创洪业，宜以配天，以先后配地。（《通典》四十二，又四十五）

《典略儒宗传序》（《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传》。）：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子弟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魏志·王肃传》注）

《儒宗传论》学之资于人也。其犹蓝之染于素乎！故虽仲尼，犹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贵学者，必见夫有“诵诗三百而不能专对于四方”故也，余以为是则下科耳，不当顾中庸以上，材质适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数贤者，略余之所识也。检其事能，诚不多也。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皇所嘉，下为国家名儒，非繇学乎，繇是观之，学其胡可以已哉！（《魏志·王肃传》注）

《武诸王传论》：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此实然之势，信不虚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杨修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魏志·任城陈萧王传评》注）

《王繁阮陈路传论》：寻省往者，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辨之隽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尉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麋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干，其为光泽亦壮观也。（《魏志·王粲传》注）

《佞幸秦朗、孔桂传论》：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伐檀》之叹，内无“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魏志·明帝纪》注）

《许攸、娄圭传论》：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也；然张一目之罗，终不得鸟矣。鸟能远飞。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远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虽有功臣，亦未必非兹辈胥附之由也。（《魏志·崔琰传》注）

《勇侠传论》：（《魏略》以孙宾硕、祀公道、杨河若、鲍出四人为《勇侠传》）

昔孔子叹颜回，以为三月不违仁者，盖观其心耳。孰如孙、祝菜色于市里，颠倒于牢狱，据有实事哉？且夫濮阳周氏不敢匿迹，鲁之朱家不问情实，是何也？惧祸之及耳，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犹贵其竟脱季布，岂若二贤，厥义多乎？今故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既不欲其泯灭，且敦薄俗。至于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于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若夫杨阿若，少称任侠，长遂蹈义，自西徂东，摧讨逆节，可谓勇力而有仁者也。（《魏志·阎温传》注）

《徐福等传论》：（《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

世称君子之德其犹龙乎？盖以其善变也。昔长安市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后以有道徵，不肯就，众人归其高。余以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严复参之，若皆非似龙之志也。其何能至于此哉？李推至道，张工度主，韩见识异，黄能拔萃，各著根于石上，而垂阴乎千里，亦未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躯保郡，见延帝王，又放陆生，优游宴戏，亦一实也。梁、赵及裴，虽张杨不足，至于检己，老而益明，亦难能也。（《魏志·裴潜传》注。）

《外夷传论》： 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

《张昭传论》：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如正平言，以为子布之才高乎？虽然，犹自蕴籍典雅，不可谓之无笔迹也。加闻吴中称谓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时之良干，恨其不于嵩岳等资，而乃播殖于会稽。（《吴志·张昭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