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丕华（1882年3月29日—1961年2月8日），浙江慈溪人 ，生于浙江慈溪骆驼桥庙跟盛家（今属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余三村），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兼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

中文名：盛丕华

别名：沛华（原名）

国籍：中国

籍贯：浙江慈溪骆驼桥余三村

出生日期：1882年3月29日

逝世日期：1961年2月8日

职业：商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

抗战前

盛丕华，原名沛华，1882年3月29日出生于浙江慈溪骆驼桥庙跟盛家（今属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余三村）的一个店员家庭，家境贫寒。少年时在家乡就读私塾。7岁时因父亲去世中缀，后应亲戚费家之邀，往费家伴表弟读书。1895年，盛丕华14岁，中止伴读，去上海费家开设的宝成银楼当学徒，学徒期满后转至宝成银楼当助理司账。1905年，宁波秦家在上海创办恒兴钱庄，盛丕华进恒兴钱庄当跑街，以后又转任庆大洋货号、大丰洋货号账房。 因受维新思潮影响，此时的盛丕华常能关心国家大事，并以振兴中华激励自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参加反对将沪杭甬路权让予英国的保卫路权运动，组织浙江旅沪学会。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募集军费，拟在上海开办交易所。盛丕华上书孙中山，并受孙的接见。1914年任宁绍轮船公司监察人，公司总经理虞洽卿低价承购公司的甬兴轮后高额转租外商，坐获厚利，他提出诉讼，迫使虞将甬兴轮归还公司。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盛出任常务理事，并被推为主管会计。此后历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上元企业公司经理，在上海、武汉等地经营证券物品交易和房地产业。与此同时，盛也参与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1924年，盛丕华投机失败，负债累累，被迫避走武汉。到汉后，盛任汉口中中国银行行长洪苓西的秘书。后来他又转入洪的开明公司任职，经营花纱布、丝麻的贸易，获利颇丰。此外，盛还投资五埠地产公司，经营房地产买卖。

1930年，盛丕华从汉口回到上海，重返证券物品交易所，仍任常务董事，并兼管证券部业务，该部由盛委托东南信托公司共同经营，扩展了业务。此时他并与人共同投资创办中一银行，被选为董事；在社会活动方面，他先后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和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等职。

1934年，盛丕华在上海静安别墅组织爱国民众团体“中社”出刊《新社会》半月刊。后来该刊在盛的支持下，由其长子盛康年主持，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加强了政治色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主张，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内打内战、对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因此出了几期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发觉查封。

1936年，宁波旅沪同乡会为蒋介石祝寿捐献飞机，大摆宴席，禁请各童参加，并特为盛丕华留一席位，但是盛借故拒绝出席。此时盛丕华在商业活动方面与人合伙创办“上元企业公司”，自任经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盛积极动员家眷将金银饰物捐献国家，支援抗战。此一时期，他同谢绳祖合作，从德籍犹太人手中盘进开美科制药厂经营生产药片、针剂，稍后受日商干涉，经营房地产。

不久上海陷落，新亚饭店被日方占用，饭点歇业后，原职工生活发生困难，张澹如（张静江之弟）与盛丕华议定出资要盛筹设红棉酒家。经过精心设计，红棉酒家于1939年10月开张，盛丕华出任董事长。由于餐厅布置雅致，菜肴富有特色，地段居中，交通便利，因此成为沪上文人雅士及工商界上层人物销会聚餐的佳处，宁商总金虞洽卿、徐永祚、方椒伯、袁履登等人发起，以盛丕华、包达三、张绸伯为核心的星期聚餐会也就从此时、此地开始。起初主要谈谈生意经，交流市场信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些人如虞洽卿离沪去重庆；袁履登、闻兰亭等人也先后退出；而另有些进步民主人士，如陈维暖、俞寰澄、陈已生、谢之晖等在陆续参加，人数不断护大，政治气氛也渐趋浓厚，聚餐会上谈话的内容也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谈生意经转变为议论时局，传播世界局势的演变发展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力量不断壮大等激励人心的消息，增强了大家抗战胜利的信念，鼓舞了坚持抗日的意志。在民主人士中运传阅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

抗战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参加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改红棉酒家三楼为“红楼”，供民主人士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10万多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他与马叙伦等11人被推为代表，赴南京请愿。至南京下关车站，马叙伦等遭特务殴伤，他受权发表声明，引起中外人士共鸣。经过这一次锻炼，盛丕华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

1949年平、津解放后，离沪转道香港至北平。3月25日参加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4月15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5月26日应周恩来邀请，讨论民建组织问题，随后被推举为民建负责人之一，参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又与黄炎培、陈叔通等筹建全国工商联。 6月返回上海。8月5日，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盛丕华提议组织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举行成立大会。

1949年9月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继参加开国大典。

1951年10月23日，被选为上海市首任副市长，并兼任上海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和上海分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全国及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带头参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1961年2月8日，盛丕华因患胃癌，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9岁。上海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派人送了花圈并讲话。

1986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万国公墓为其重建新墓，1987年新墓建成，上海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了纪念仪式。

1907年，江浙两省各界人士为反对英帝国主义从清朝统治者手中攫取我国沪杭甬铁路权，掀起了反对收归国有、保障路权的群众运动。次年，盛丕华和一批同乡组织浙江旅沪学会，并向英帝国和清朝统治者抗争。当时，上海总商会为官僚盘踞，外商从中渔利很多，群众很不满意。为了表达国家民族利益受到损害的愤懑之情和正义感，1910年，盛丕华和一些年轻的商界人士发起组织了“商业研究会”，与上海总商会对抗。“商业研究会”为维护民族资本正当利益，积极抵制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国家和社会挽回了巨大损失。

1920年7月1日，盛丕华首次与同乡虞洽卿等人创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而实际上交易所是孙中山为筹集革命经费而建。可见盛丕华在当时已经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为国家的存亡贡献力量。同年8月，盛丕华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一跃成为上海工商界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此后，盛丕华又吸收了一批“新学之士”的新进人物入会，上海总商会也真正向“革命”前进了一大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地区先后沧陷，盛丕华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不断探寻救国之路。他常阅读进步书籍，并观看苏侨协会组织放映的苏联影片。1934年组织爱国团体“中社”,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但盛丕华并不灰心，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亡的领导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与爱国工商界人士同心协力宣传共产党主张。

当时马寅初、章乃器、巴金、胡适之等都在该刊发表文章，该刊从1935年第八卷第三期起，通过盛丕华的关系，由盛丕华之子接手，承担编辑发刊全责，把该刊原来标举的“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更为明白积极地推向宣传抗日救亡，号召“为着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

盛丕华和儿子都是中共的亲密伙伴。早年，盛康年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在上海为抗日救亡工作奔走，抗战初期他赴武汉担任青年救亡协会工作，并为报刊撰文宣传抗战。他的活动受到了其父盛丕华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后，盛丕华的好友章乃器从重庆回到上海，经章的介绍，盛丕华参加了当年12月在重庆成立的爱国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以他所团结的“星六聚餐会”的工商界人士为基础，组织了“工商协会”，展开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此时他将红棉酒家三楼改称为“红楼”，一般顾客不能上楼，专供民主人士开会叙谈之用。常请有影响的人士如宦乡、孙晓村、马叙伦、漆淇生等前来讲演，分析形势，指明方向。并曾设宴招待从国民党监狱营救获释的爱国志士。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出国考察。出发当天，民主人士在红棉酒家开会欢送，由郭沫若主持，参加者20余人，会上郭、冯等作诗唱和、摄影留念。会后冯即直接驱车上船出国。郭在会上曾说：“我到这里才真正感到了民主的空气。”此时红棉酒家已成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商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

1946年6月，内战更为严重，民族经济危殆。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激起全国人民抗议。这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支持下，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盛丕华、马叙伦等10人组成“和平请愿团”，于6月23日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不料当天下午7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就遭到伪装成难民的国民党特务的围困殴辱，马叙伦等代表被打伤。通过下关惨案，盛丕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信任。他亲眼看到就在惨案发生的当夜，中共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同志亲到医院慰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请愿团全体代表，还为代表们作报告，分析形势，阐明中共方针，揭示新中国光明前途，指出民主人士前进方向，盛丕华受到莫大鼓舞。

1947年7月，盛丕华夫妇皆同盛康年夫妇和王纪华夫妇一 起去台湾，表面上为筹设红棉酒家分店，实际上打算转道香港去解放区。到台湾后，王纪华和盛康年夫妇伴同盛华夫人先行去香港。不久，盛康年从香港转来中共领导见：待适当时机再请盛不华去解放区，盛遂从台回沪。

1947年10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上海民盟转入地下，其他民主党派也受到影响。许多民主人士被迫潜赴香港，或转入地下活动。著名爱国人士陈叔通等发起，假上海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实际是以聚餐为名，不时请专家学者一起分析研究时事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传达解放区的信息。参加这一聚餐会的工商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有盛丕华、张绸伯、俞寰澄、沈子槎、邱文奎、马叙伦、周建人、王绍整、陈已生、王纪华、胡子婴等，盛不华从不缺席，是该会的积极分子。“聚餐会”公认陈叔通为会长，盛不华为财政部长，邱文奎为行动队长。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通力合作，开展活动。1948年，聚餐会曾筹集款项，资助逃避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进步教授张志让、沈体兰等去香港，并保证留沪家属生活，盛不华出钱最多。双周聚餐会对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也给予大力支持。

1947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分子嫌疑”的莫须有罪名，肆意搜捕大批无辜的大学生，引起上海广大学生的愤怒抗议。1947年下半年，在盛不华主持的一次聚餐会上，马寅初向盛丕华、邱文奎等提议，把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杨榴英（学联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交大学生戚某、张某等隐藏起来，以免被国民党抓走，盛立即表示支持。当时上海学联出版的《学生报》被迫暂停出版，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秘密出版了《学生通讯》，以指导该校的学生运动，但经费十分困难，也得到了双周聚餐会盛不华等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由该校学生胡志萍从杨秋白那里领到资助费，得以印刷出版。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之际，发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盛丕华在上海参加民建会议，一致响应共产党号召，抛弃中间立场，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前夕，民建成员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盛丕华、黄炎培等人于1949年3月来到向往已久的解放区。25日又来到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期间，毛主席专约盛丕华等人谈话，勉励他们为解放上海效力。

当时盛丕华就提议：要借鉴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在住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中共听取了此建议。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画面——解放军不住民房，全体在马路上露宿。这个决策使上海这座国际性大城市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6月份，盛丕华回到上海。回沪后，盛丕华筹备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直至1951年成立。盛丕华从1949年8月起直到1961年，主持上海市工商联工作十余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盛丕华携夫人欣然去北平参加。会议期间，盛丕华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0月1日，盛丕华登上天安门城楼，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周恩来提议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经过选举，盛丕华当选为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长之一。盛丕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公职。

1953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盛丕华，劝说旧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坦白交代罪行，黄金荣的自白书公布于报刊，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期间，盛丕华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新中国事业中去。解放初期，他积极联系和组织民建会员、工商界人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为了响应抗美援朝号召，组织上海工商界一举捐献了270架飞机。1956年，提交公私合营申请书，这是一件震动海内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