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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杂感 编辑
《小杂感》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一篇杂文,最早发表于1927年12月17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期,后由鲁迅收入《而已集》。这是一篇诗化的语录体杂文,全文共21则,内容涉及政治时事、文化艺术,并旁涉历史、民族性诸问题,故称之为“杂感”。体式取语录体,文字精短,或一句为一则,或数句为一则不等,以“小”名之,十分恰切,但内涵并不单薄。全文高度凝炼,文短意长,简约而不浅露,警拔而不片面,含蕴深厚,耐人寻味。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①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②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③,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④。
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⑤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②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1873年)。
③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鲁迅在写此文后第二天(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在口头上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政变以后,便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④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如昨日死,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1927年8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⑤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文章创作于1927年9月24日,这正是鲁迅被国民党反动派“清党”的血腥屠杀“轰毁”了“思路”,陷入“沉默”的时侯。但鲁迅在沉思中更前进了。过去他“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但此时他“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答有恒先生》)事实再次印证了一条真理:“暴君的臣民”,却会“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暴君的臣民》)。
全文原共21则,彼此独立,没有一般杂文那样严谨的逻辑顺序,仿佛是《随感录》丛集,然而从总体来看,却构成了当时社会的“面面观”。归纳起来,大体涉及九个方面:①勾画出各色灵魂的“文人”(第1、5、11、13则)。除赞美“蜜蜂”式的战士外,着重批判了下列文人:自命不凡、以冷嘲伤害诚信的“犬儒”;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敏感”的“文学家”;以用“闲话”“管闲事”为名攻击爱国学生的“正人君子”;自称“无枪阶级”、善造“流言”的“叭儿狗”等等。②抨击封建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第2、3、14则)。指出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只知道“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痛斥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施行暴玫、造成人民连“冷嘲”也没有的状况。“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这句反语,表达了对连着“中华民国”招牌、以合法名义屠杀革命志士仁人的反动政府及其奴才的无比愤慨,“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一段话,深刻揭露和抨击了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府对“赤化”的恐惧和“讨赤”的罪行。③抨击当政阔人的欺骗手段(第6、7则)。“又是演讲录……”指斥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阔的聪明人”当时发表的演进集,其内容都是鼓吹反苏、反共、镇压工农,与他们在政变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演讲完全相反。“如昨日死”,是引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意思说自己“今是而昨非”。这里是借以讽刺蒋介石等背叛革命的罪行。与“阔的聪明人”相对,“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意思说,为缔造“中华民国”而牺牲的烈士确己死去;在“阔的聪明人”眼里,烈士是“傻子”。所谓“聪明人”和“傻子”,自然都是反语,表现了鲁迅对“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被人们妄却”的愤懑情绪(《黄花节的杂感》)。④对践踏法律行径的批判(第19、20则)。“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是反语,实际意思是“未必”,鲁迅此前不久写的《可恶罪》一文尖锐地指出:“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至于刘邦的“法三章者,话一句耳”,显然是借以抨击蒋介石背叛三大政策、“口含天宪”的罪行。⑤剖析“要复古”、“要保特现状”和“要革新”的不同目的动机(第8、9、21则),这一点反映了鲁迅的唯物史观和朴素的阶级论。其中着重剖析了“复古”派和“保特现状”派的保守思想,第21则活画出了封建卫道者的灵魂。⑥抨击时弊和反映社会畸形心态(第4、12、17、18则)。例如,感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和“自杀”现象;指出“与名流学者”谈语应有的态度;提出一般人“不憎道士”问题。这些内容,表现了鲁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与思考。⑦反映了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的困惑(第15则)。⑧主张“创作总根于爱”和“创作是有社会性的”(第16则)。以“扬朱无书”反证“创作总根于爱”,很有说服力,因为战国时代思想家杨朱主张“为我”,曾被孟子斥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因而“无书”留传下来。关于“创作的社会性”问题,则谈得很辩证,没有片面性。⑨提出了妇女问题(第10则)。
上述内容,似乎可以说是鲁迅前期杂文的缩写,是“世相”的缩影。同时,文章的写作特点异常突出。首先,形式自由活泼又有统一章法。每则长短不一,有骈有散,相邻两则之间留出空白,十分醒目;但各则的结句,大体都是“画龙点晴”之笔。其次,寓意深邃、警辟,富有哲理。如“曾经阔气的”一则,令人叹为观止。最后,语言清峻、流利,充满感情。如“防被欺”三个字,包含痛苦的“教训”;“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厌恶之情不言而喻。
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心伶:创作最忌作茧自缚或划地为牢。鲁迅特别看重不拘一格,所以他的杂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最“杂”、最新的。但“杂”而不乱,新不是为了刻意“立异”,则相当难能可贵。这篇《小杂感》中的每一条,每一则,犹如闪闪发光的无数珍珠汇聚一起,显得格外醒目,讨人喜欢。(《鲁迅名作鉴赏辞典》)
花城出版社编审林贤治:全篇为尼采式隽语,但明显多出一份人间的沉痛和愤怒(表现为反讽)的锋芒。(《鲁迅选集:杂感卷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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