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反内战大会，推举马叙伦等11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近10万群众，在上海北火车站集会，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并在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特务对马叙伦等大打出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爱国民主人士一致奋起反抗，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概述图来源 ）

中文名：下关事件

发生时间：1946年6月

发生地点：中国南京

性质：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人士的暴力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华大地遍体疮痍、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热切地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进行假和谈的政治欺骗，一面加紧部署反革命内战，交替玩弄谈判与发动战争的手腕，把刚刚出现和平希望的中国又推向战争的苦海。

随着战后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迁到上海，积极投身反对全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历史潮流中。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1946年5月5日，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上海53个政团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马叙伦、胡厥文等29人为理事。 民建推举胡厥文、沈肃文、王纪华3人为代表，参加上海 人民团体联合大会工作。在12日的理事会上，选出沙千里、马叙伦、林汉达、胡厥文、汤桂芬、罗叔章、许广 平、陈巳生等为常务理事。26日招待由重庆来沪的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陶行知、马寅初、黄炎培、李公朴、阎宝航、梁激淇、吴耀宗、章伯钧、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赴南京请愿，推举马叙伦、盛不华、雷洁琼、张绸伯、胡励文、策延芳、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代表陈震中、陈立复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上海和平请愿团。胡殿文因故未能成行。马叙伦被推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担任秘书。其中盛丕华、张絅伯、笋延芳、包达三、阎宝航、胡子婴、罗叔章是民建会员。

21日，民建发表了题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为永久和平呼呼》的文章，刊登在当时上海《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日报》上，痛陈内战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文章指出；“战”使得“国家毁灭，人民遭殃”，“经济崩溃”，“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和。”“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持屠杀”。“我们可以用会议期间双方的诺言和商决的协定，作为解决国是的根据。”“我们希望国内的政治领袖们，多多珍惜国家的地位，多多珍重自己的历史，更要多多顾念民生疾苦，必须从今日起，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友邦，特别是美国多多的为我们的和平统一而努力”。最后呼呼“全国同胞，赶快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一致起来为奠定永久和平而努力！”22日，民建举行第8次会员座谈会，通过欢送本市人民代表晋京请愿呼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赴北站欢送人民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

下关惨案发生时，《文汇报》驻南京记者在场，目睹国民党当局这一暴行，在中共代表范长江帮助下，冲出暴徒的包围。范长江回梅园汇报，并嘱《文汇报》记者将情况告诉民盟负责人设法营救被围段的人民代表。记者离民盟办事处后，即于凌晨一时发回专电。《文汇报》在24日第一版以《上海人民代表到南京，竟在下关车站被打，陈震中等受伤最重，运今晨一时尚被困重围中》的标题，加框突出地刊登这则专电。在上海的日报中，第一家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25日，又发表社评《对南京暴行的抗议》。从这天起，上海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晚报》等，连续十多天在各个版面上采用报道、通讯、文章、来信等形式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人民的暴行，慰问和支持人民代表的正义行动。

“下关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闻讯立即到医院慰问。中共代表团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6月25日晚，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代表团。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历次谈判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今后的政策和主张。他对中国形势精辟、科学的分析，使代表们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29 日，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联名写信给马叙伦、张纲伯、吴耀宗、雷洁琼、篑延芳、包达三、 盛丕华、阎宝航，对请愿团给予高度评价。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团代表：“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7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民建等17个政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态度表示肯定。信中指出：“诚以非和平则不能进行战后之经济建设，而非民主则无以实现国内之真正和平。当前经济危机已万分严重，内战如继续发展，全国经济即有崩溃之虞”，“欲挽此危机，端赖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奋斗，以一切力量争取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和平。”这给民建以很大鼓舞。

“下关事件”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识破了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残暴镇压人民革命行动的反动面目，也使民建从血的事实中逐渐觉醒过来，对中国前途有了新的看法，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信赖的，同时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6月23日上午7时，上海北站聚集了数万人，10时欢送大会开始，民建常务理事王却尘任大会主席，推马叙伦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团长。团员胡文因故当日未能成行。团员中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4位是民建会员。此外，民建理事胡子婴、罗叔章担任代表团秘书，胡子婴携带有53个人民团体分别具名或盖章的委托书随团赴京，罗叔章则先赴南京做好接待和住宿等准备工作。民建会员胡实声作为盛不华的秘书也随团同行，协助办理代表团日常事务。代表团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明去京的宗旨，得到大会热烈响应，群情激昂。大会通过了“10位代表赴京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和致电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等决议。会后进行了游行，民建会员树起大旗，沿途高呼“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等口号，并张贴标语。由民建理事王纪华任发行人兼总经理的《联合晚报》，出动全体外勤记者，跟随游行队伍，沿途把消息用电话报告编辑部，及时编写排版。

载有请愿代表的列车11时开动。这时，代表们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车经过苏州、常州时，一小摄特务有意上车来纠缠。到达镇江时，又来了一伙身穿纺绸衫、脸色红润，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围住代表，要代表们答应到南京后不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他们就要卧轨，不让列车开行。代表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全车旅客的共同努力下，摆脱了他们的阻拦。列车继续西行。

当晚7时，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就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暴徒特务包围。阎宝航挺身出来讲话，被特务强行拉住，要他下跪，阎宝航愤概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本人的刀枪下也没有下跪过。要跪办不到，你们可以开枪打死我。我要为国家留下一些体面！”特务们恼羞成怒，拳打脚踢，殴打足足半小时之久。马叙伦、陈震中、雷洁琼及两位记者也遭到殴打抢掠。陈震中、雷洁琼回忆当时的情景：“（特务）一面打，一面把我拖出候车室，一直把我打倒在地上。”“他们把我的东西都抢掉了，皮包抢掉了。”当时有宪警在场，但不加制止，稍后更不见踪影。 作为代表之一的马叙伦先生在下关事件发生后，在《民主周刊》上发表《记六二三下关事件》，详细描述了代表团自上海出发后的遭遇。其中对代表团到达南京之后的描写更为细致，转引于下：

十九时后，车到南京下关车站了,照例有搬行李的红帽子来兜揽的，却不见一个来问讯,我们只有自己动手，好在已有民主同盟的一位代表罗先生，共产党的一位代表范先生，还有我们前三日就请到南京来预备食宿的罗叔章先生,都在月台上帮忙。我们的行装不过一个小箱子，可是我因为身体过分疲劳,连一个小箱子也拿不走，阎先生抢得替我拿了这样一齐下车,等候红帽子搬运出站,可是仍旧不见一个。

一个高个儿说南京话的自称临大学生向我开始问姓名说：你是马叙伦先生？我答道：是。他继续说，便露出苏北两个字来，我就明白了,我向他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你有话请向那位胡先生（子婴）说,他会答你的。（胡先生是我们请来帮助办事的。）胡先生也就向他说明我身体不舒服，你有话请向我说。他就说出苏北难民在这里怎样苦痛等等，还不是和镇江上车的代表一样的口吻，胡先生就申说了一遍我们的来意，也还不是和我在镇江说的一样。

终究由罗先生去找站上的人，觅到红帽子，把东西车出了月台，我们跟出了收票处。我一眼就见两边几个军警排列着，还有像打手的,像流氓的，像老百姓的,也排列着，我也会意了。这时雷先生就见到有人做眼势，指明蒉先生，就有人把蒉先生等勒到一边去，又有一个做眼势来指示着我，也有人把我勒过候车室，后面跟了许多大概是所谓苏北难民，还有一个宪兵，像是保护我的。

雷先生胡先生都早注意到我的安全，所以都跟到我这边走。可是胡先生被他们一把抓住衣领，摔往那边，和蒉先生一俦去了。雷先生虽不会被勒过去，但是眼镜手表都被抢去，里外衣服都被撕破,还要硬抢皮包。雷先生因为皮包里藏着上海民众托带给蒋主席、马歇尔特使、周恩来先生的扇子，扇子上横七竖八签了姓名，写着他们呼呼停战的文字,雷先生拼命地保护着它，手上臂上就被他们伤了许多。

我和雷先生进了候车室，看见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两位也在里面，就有十来个着长衫穿短衣的所谓苏北难民代表一齐进来，这些人正和在镇江见的一样,形容不出他们哪一点是难民他们也和镇江一样的方式向我说话，但是他们不要求我去看所谓难民，而要我立刻带他们去见周恩来先生。我也依然照镇江一样地回答他们，至于带你们去见周先生,我们没有这个义务，而且我们到南京来，应该先见蒋主席。

我这样地说，他们好像满不听见，只是纠缠，忽而出去，忽而进来。我在这时，拿定主意，任他们怎样，我都忍受。好在我也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性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没有达到,反使人民痛苦到这样田地，内心的苦痛，比死还要难过。如果他们给我一头打死，是成全了我，所以我倒“心如止水”，一点没有什么惊慌。平时自己试验不出，临到危险，可能拿得稳，到这时候,觉得我一生读书做人的工夫,还可自己相信，反而好像青天无浮，只是等着他们摆布。

……

所谓难民,好像他们另有一个参谋本部，所以他们时常进，时常出，进来就缠绕一番，在起初要我带他们去见周恩来先生，后来这话不说了，要我回上海，后来这话又不说了，要我出去和他们的群众见面说说，我是一百个不理。

在他们进进出出的时候，有一个头儿高高着蓝色中山装的，好像是他们的指挥官在他们进进出出好几趟后，突然见阎宝航先生进来了。原来先生蒉一伙被勒到食堂里，也像入了拘留所，他们看见所谓难民的愈聚愈多，声势汹汹，不晓得我这边怎样了，阎先生便挺身而出，一径跑来看我。他进门,看见所谓代表的你一句我一句地哆嘎，他就开始对付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向我来说。一边就移动椅子，和他们坐下，又向他们说：你们说什么？写下来，好像和他们开会议了，他们就说了十一个条件，除了送他们还乡外，有要共产党放下武器，要民主同盟不做政治活动，这是我还约略记得的。这样的条件，出于难民的口里,也够明白了。

但是哪里会谈得好，因为他们本来不是来谈的。阎先生呢，自然仍是上海人民代表的立场，他的答复他们,当然也和我的答复他们差不多。那么，他们自然不会满意的，何况他们的目的在打不在谈。谈了两次，谈不出所以然。他们请阎先生出去和他们的群众说话，阎先生究竟是北方人，便又挺身而出，去和他们说话。我在候车室听见的，只是狂叫怒喊，无非威吓阎先生。一忽儿阎先生又进来了，外面又是大声哆嘎，所谓代表还是时常进时常出，一忽儿又要阎先生出去。

这间候车室门上的玻璃早经被打光了。这时候常常有人要破门而人，有时窗外的所谓难民也想破窗而人，总算宪兵或警察时时防御着。这些要进不得的人们,每次先用狂叫喊做攻势，或者唱些怪声的歌儿，来一阵子,也就安静一刻。这样地埃过了三个多钟头，他们可也有点觉得下不得台，就分批向食堂里的蒉老先生一伙儿进攻。有些说：你们何必和他（指我）在一块儿。有些说：你们不如回上海去。有些说：你们总得想个法子下台啦！有些说：你们也到外边去和他们说说。这一伙儿的回答是：我们是上海人民委托我们来呼呼停战的,我们没有执行我们的任务，绝对不回去的，死也不回去的,我们一块儿来，一块儿去，死也不分开的。

此路又不通了，他们又想下台的法子，又来要阎先生出去说话，自己提出了许多口号,要阎先生说。把阎先生拥上他们搭的临时演台，先生说：好！你们说的什么什么？他们又说不对,你得写悔过书，你得向大家下跪。阎先生跳了起来说：我在东北打游击，多少年,对敌人日本还不肯下跪，现在胜利了，为什么来向你们下跪？就跑回了屋子里，这样地又弄僵了。在这个时候,已是十一点钟了,正是压轴戏当上台了。

他们又来把阎先生找出去，要他说话，话自然仍不投机，就有些人把阎先生两脚提起。阎先生被摔倒了，幸而有一个阎先生的老乡，暗中帮助阎先生,不至于丧了他的生命，可是左眼被打伤了，面部被打肿了,身上臂上腿上都受了伤。

午夜时分，又有打手闯进车站，对室内人员大打出手，一时间，候车室内，汽水瓶、痰孟、木棒横飞，请愿代表及有关人员均遭到毁打，暴行持续十几分钟后，一批宪兵才出来驱散暴徒，维护秩序，用卡车把请愿代表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警方的这一无理举动立即引起了强烈抗议。请愿代表们拒绝下车，要求立即送伤员去医院，几名外国记者也要求警方实行人道主义。随后，警方被迫将受伤人员送到中央医院分院就治，这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在这次暴行中受伤的有：请愿代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学生代表陈震中，记者浦熙修、高集等以及前往欢迎的叶笃义（民盟）、陆兰秀（经济事业协进会南京分会成员）等十多人。

经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的努力，受伤的代表才被送入中央医院。没有住院的代表转往旅馆讨论对策，有人主张对特务打人要法律起诉，丕华觉得不妥“打官司会弄得经年累月，没有了结的时候。我们来请愿，不是为了法律问题，我们只要和平，情愿作出牺牲，对被打的事，为争取主动，我们不计较。”包达三、张䌹伯支持这个观点，马叙伦、雷洁琼等都表示同意。

民建于24日惊闻上海晋京呼请和平的人民代表在下关为暴徒欧辱，即急电表示慰问，并在25日举行第10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对“下关事件”发表文告。文告说：“此次南京下关的暴行，显然为反动派自重庆校场口事件以来，一连串有计划的反民主的暴行的继续………・・此次上海10位人民代表晋京呼呼和平・・・・・・实系代表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无疑是获得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下关车站暴徒们段打这些人民代表，实际上是毁打全国要求和平的人民，与全国人民为敌。・・・・・・我们对于反动派的这种反和平反民主的暴行，表示无限的愤怒，对于受伤的各位先生，表示无限的同情和尊敬。・・・・・・若干人民代表被打至4次之多，可见政府当局难逃其应负的责任，我们一面要求承办负责人员，同时，要求政府严惩区手，严究发令指使的罪魁祸首。特别重要的是：立即宣布永久停战，彻底履行“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基本自由；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遵守政协全部决议，实现永久的和平和真正的民主。”并推派人员照料负伤代表。常务理事黄炎培、胡文、理事王纪华3人代表民建赴医院慰问。

24日凌晨，当时在南京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王炳南等赶往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周恩来对被殴打的代表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邓颖超看到受伤的代表整日没有吃过东西，便派工作人员到梅园新村取来饼干、牛奶和衣服。民盟的罗隆基等人也来慰问。

24日下午，代表团成员黄延芳、盛丕华、张䌹伯、包达三由民盟代表罗隆基陪同出席国民参政会，蒉延芳（1949年10月加入民建）在会上报告组织请愿经过，盛丕华受权代表请愿团发表声明。未受伤的代表团成员临时公推蒉延芳为负责人，访问各方面人士和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黄延芳谎称“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放心，和平是有希望的，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是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调动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