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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弄权 编辑
东汉后期不断出现的宦官依靠或控制皇帝而进行专权的局面。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与谋诛外戚窦宪有功而受重用,是东汉宦官参政控权的开端。从此,在皇帝对外戚争权的斗争取胜之后,宦官往往挟功自重,形成新的专权集团。这种局面常与外戚专政交替出现。桓帝以后,外戚势力渐衰,宦官专权则达到高潮。桓帝诛除外戚梁冀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因与谋有功,同日封侯,人称“五侯”。他们专权后,骄横跋扈,“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后汉书·宦者列传》)。这些宦官有的兼做朝官,禄重位尊,娶姬妾,蓄养子,传爵袭封。他们不但把持朝政,而且贻害地方,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依仗宦官势力,横行无忌,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弄权,虐遍天下,民不堪命,造成全国性灾难。
永乐十八年(1421年),东厂做为特务机构正式成立,“缉纺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而在此之前,还有如郑和率舟师下南洋,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等由宦官负责的政治活动。诚如《明史》所言:“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在成祖首开宦官干政的恶端之后,宦官势力在宣宗、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熹宗诸朝中逐步增强,太祖所立下的祖制也被一条条的打破。宣宗年间“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从此以后明内宫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诈。”开始掌握朝廷的大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始于王振,而后又有汪直、刘瑾等,最著者是魏忠贤。王振被中国古代史学家认为是有明以来第一个全面干政擅权的宦官。他诱导年轻的英宗用重典来统御臣下,使得当时的大臣下狱者不绝,并因此掌握了大权。
正统七年(1442年),他除去了太祖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碑。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抵御瓦剌对明的入侵的战争中,王振裹挟英宗御驾亲征,导致“土木堡之变”,使英宗为瓦剌所虏。汪直是明宪宗的近臣,因为其“为人便黠,密出伺察,人莫知也。”得到了宪宗的赏识,在成化十三年(1478年)成为新设立的特务机关西厂的督办。汪直在领西厂期间,“屡兴大狱”,“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并且使西厂的威势凌驾于东厂之上。刘瑾比起王振、汪直,在专权干政上可谓更胜一筹,他因“日进鹰犬、歌舞、角触之戏,导帝微行”而博得明武宗的信任,得以执掌司礼监,并通过亲信宦官马永成、谷大用控制了东厂、西厂。
正德二年(1508年),刘瑾将当时海内誉为忠直之臣的一大批朝廷官员定为奸党,并在此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朝臣加以打击。为了擅权,刘瑾还将群臣给武宗的奏章带回私人的府宅,以皇帝的名义加以批示;并在东厂、西厂两大特务组织之外,设立了性质相同,但手段更为酷烈的内行厂。在刘瑾之后,明代的宦竖势力在明熹宗时因为魏忠贤的发迹而达到了顶峰。魏忠贤,在中国宦官专权的记录里,可谓是空前绝后。他本是无赖出身,又不识字。因为与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对食的伙伴而得以有机会见幸于熹宗,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上台之后,他先是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并恢复廷杖威吓群臣以排除异己,而后又网罗亲信,使宦竖阉党尽掌朝廷大权。一时之间,他的亲信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尽布朝堂之上。全国各地建起了大量他的生祠,朝臣都呼其为“九千岁”。在皇帝的圣旨上,都不敢直呼魏忠贤的名字,而以厂臣代之。魏忠贤的擅权专政、倒行逆施,终于使内外交患的明王朝彻底的一蹶不振,十数年后覆灭在满洲八旗的铁蹄之下。 终明一朝,宦官从一开始的“不及百人”到末期的总数超过两万;品秩从“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最高级的宦官地位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从“不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到“通文墨、晓古今”掌司礼监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其势力一直处在膨胀的态势之中,而其专权干政的程度,亦是愈演愈烈。诚如黄宗羲所言:“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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