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蕃志》是宋代赵汝适所著的一部海外地理名著。分上下两卷：上卷<志国>记录了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志物>记载了海外诸国的物产资源，为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

其中记大食国“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礼天”，“唐永徽以后，屡来朝贡。其王盆泥末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婆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关于穆斯林商人来华情况曰：“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

该书内容丰富，其中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些资料得自向海外商人的调查，其中虽有讹误之处，仍不失为研究宋代海上交通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文献。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关系史均有一定价值。该书原本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被译为英文和德文。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冯承钧《诸蕃志校注》本。

它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并记有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内容丰富而具体。该书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载，有关各国物产资源则多采访于外国商人。其中虽然不免有错讹，但就全书史料价值来说，仍不失为记述古代中外交通的佳作，并经常为后来的史地学家所引用。

2.法国汉学家费琅在《苏门答腊古国考》一书中，曾将《诸蕃志·三佛齐国》全文译成法文。

《诸蕃志》作为中外关系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首先对这本书表现出兴趣的是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夏德于1870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先后在厦门、上海、镇江、重庆等地的海关任职，直至1897年辞职回国。夏德在华期间潜心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国古代史，著有《中国与罗马人的东方》（有朱杰勤节译本，改名《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国艺术中的外来影响》等多部著作。由于他的突出成就，曾被选为1886—1887年度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长。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建立于1823年，总部在伦敦，其后在亚洲各地建立分会，中国分会（设在上海）建立于1858年，其后一直运行到1951年，是近代在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汉学研究机构，其会长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英美人士担任，夏德作为一个德国人能够出任此职，足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另外一个能够说明他学术影响力的事实是，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设首个汉学讲座，即于次年聘请夏德为第一任教授。夏德在哥大一干就是十五年，其间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在1917年离美还乡之前还参加了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夏德在1890年左右着手《诸蕃志》的翻译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翻完几段后就停止了。

在夏德之后对《诸蕃志》产生兴趣的是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柔克义于1884年来华，长期在中国任职，并于1905—1909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在华期间，他先是对中国的边疆地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曾独自一人两次进入西藏地区考察，并根据考察所得陆续出版了《喇嘛之国》和《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这两部著作大大增加了西方读者对蒙古、西藏的了解。进入二十世纪后，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中外关系，陆续发表了《十五世纪至1895年间的中朝交通》和《中国朝廷上的外交觐见》等论著；1900年他还将《鲁布鲁克东行记》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十三世纪时法国人鲁布鲁克（WilliamofRubruck）受路易九世派遣出使中国，留下了中世纪外国人对中国的珍贵记录。《诸蕃志》同样出现在十三世纪，它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其价值可想而知，柔克义想把它译成英文，是非常自然的。

1904年，当夏德听说柔克义想把《诸蕃志》翻译成英文的消息后，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于是两位大汉学家联手展开了翻译。《诸蕃志》部头并不大，但翻译工作却历时六年才告完成。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人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夏德要教书，而柔克义作为驻华公使有大量的公务要处理，1909年后他又被调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学术研究工作只能挤业余时间进行。从两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合作方式是这样的：夏德先翻译一个初稿，然后寄给柔克义进行修订并做注解，最后再由柔克义撰写一篇导言。

翻译此书难度很大，而撰写注释和导言则更需功力。在洋洋万言的导言中，柔克义回顾了自古代至十二世纪的中外关系史，其中不仅引用了中国的正史材料，还使用了古希腊、阿拉伯和欧洲中世纪的大量文献。这种扎实的文献工夫也体现在注释中，柔克义在解释《诸蕃志》中出现的国家和物品时，将中文文献和德文、法文、英文文献进行对照，互相发明。在这一工作中，夏德也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夏德在来中国之前曾在多所德国著名大学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比较语文学正是德国人最为擅长的学术研究方法。

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完成后，出版却成了问题。柔克义和夏德希望这本书能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特别是专家的面前，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人们判断和检验他们翻译和注解的正确与否。可是当时美国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够排印汉字，他们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想办法，作为驻俄大使的柔克义最终找到了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全书于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后不久，柔克义离开了俄罗斯，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

译本出版时在标题上做了一些改变，为的是让西方读者更为一目了然，其英文标题为ChauJu-kua：HisWorkontheChineseandArabTradeintheTwelfthandThirteenthCenturies，EntitledChu-fan-chi（《赵汝适：他关于十二和十三世纪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著作，名为〈诸蕃志〉》）。两位汉学家对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读者反应没有抱过高的期望，觉得顶多只会在汉学研究的小圈子里产生一些影响，没想到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周末书评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给予两位译者以非常高的评价，在谈到柔克义时，文章指出，“他是凭借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为驻外大使的，这可以算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第一遭”。这里显然不无调侃的味道，但只限于美国政治。就柔克义而言，他完全够得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古老的标准。

这部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很快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冯承钧在为《诸蕃志》进行校注时就大量吸收了这本书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民元德国学者FriedrichHirth与美国学者W.W.Rockhill曾将是编迻译，并为注释，……博采西方撰述，注释颇为丰赡，然亦不乏讹误，今采其精华，正其讹误，补其阙佚，凡标明译注者，或是全录其文，或是节取其说，间有其说创自译注，而在本书中变更抑或补充者，则不标译注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讹误，不愿他人负己责也，计所采译注之文十之五六，馀则采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间亦自出新说者，然无多也。”所谓“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主要是指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试举两例以明之。《诸蕃志》原文记弼琶啰国一种野兽道：“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颈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后的注是这样写的：“译注，按giraffe波斯语名zurnapa，阿剌壁语名zarafa，《瀛涯胜览》阿丹（Aden）条名麒麟，盖Somali语giri之对音，《星槎胜览》天方（Mekka）条名祖剌法，则为此徂蜡之同名异译，并本阿剌壁语。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一二七至一三一页，最古之著录见《续博物志》卷十，‘拨拔力国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颈长九尺，身高一丈余’。此经伯希和检出。”这种野兽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长颈鹿。又《诸蕃志》中记录了一个“城方一千余里”的茶弼沙国，对此冯承钧写道：“译注，此茶弼沙显为阿剌壁人故事相传西方日没之Djabulsa，Djabirso，Djaborso城，《三才图会》有茶弼沙人礼拜日没之图。伯希和说，茶弼沙并见记《古滇说》，《岛夷志略》卷末著录，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页。”伯希和是冯承钧留学法国时的老师，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学”的重要成果都被冯承钧陆续译成了中文，其中一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正续四编之中。冯承钧除法文外，还通晓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首屈一指的中外交通史专家。他的作品解放后不断地被重印，其中《诸蕃志校注》有中华书局1956年的新版本。

中外关系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种外文资料才能做好。在柔克义、夏德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如李调元也曾给《诸蕃志》做过注释，但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在中国文献内部做文章，难以深入。近代以来德、美、法等国学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献的佐证作用大大地彰显出来，补充了中国学者的不足。冯承钧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发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过人的中外文能力将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与时俱进，踵事增华，使《诸蕃志》的注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项跨国工程获得了堪称完美的结局。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云：“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所言极是。而从现在的情形看去，有些书简直非多国多人联手合作为之不可，地球是个村子，有不少事情须结为互助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