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河，前汉辽西郡、后汉辽东属国的一个属县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致认为屠何与徒河是为锦州前身，系存在于春秋、汉代锦州区域内前后传承的两座城池。

中文名：徒河

地理位置：今朝阳地区

《逸周书·王会篇》载：“不屠何，青罴，东胡，黄罴。”孔晁注：“不屠何，亦东北夷也。”《尔雅·释地》载：“东方之夷种有九。”李巡注：“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管子·小匡篇》：“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尹知章注：“屠何，东胡之先也。”《通鉴外记·周纪二》载：“败胡貉，破屠何。九夷海滨，莫不来听。”房玄龄注：“屠何，东胡之先也。”《左传》载：“豹胡，亦即不屠何。”《墨子·非攻篇》：“古屠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

上述史籍记载虽然简略，但仍传递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依据这些历史信息，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初步的历史判断。

第一，屠何属东北夷之一支，文化形态为东夷文化；第二，屠何是与孤竹、令支、无终、山戎、东胡同期同代并存于史的族群，记录清楚，不容混淆，并不存在谁为谁先的问题；第三，在图腾崇拜上与东胡相近，表明在血缘关系上与华夏有熊氏部族、东胡部族均有某种联系；第四，在地域上与孤竹、令支、无终、山戎、东胡相近相接，呈犬牙交错状态；第五，领土比较广大，经济比较发达，军事上比较强悍，有能力联合东胡、山戎部族对燕国发动进攻；第六，城破而土地被侵，原占据面积大为减少，后逐渐败亡；第七，在败亡之前，已经形成了具有国家雏形的方国形态。

从虞舜、夏至殷商，辽西地区最典型的文化存在形态为丰下文化。丰下文化又称夏家店下层文化，是龙山文化同红山文化融合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其分布范围，南起渤海，北达今赤峰，东迄医巫闾山，西至今唐山，为一地域较为广泛的文化形态覆盖区。

丰下文化的遗址大部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小山包和台地上。遗址内有房址，为筒形地穴式、圆形半地穴式和建筑在地表的圆形、方形住宅。遗址中发现的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斧、石刀、石锛、石磨盘、石杵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较高。器形有鬲、鼎等三足器及敞口罐、瓮、大口盆等。遗址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骨器和铜器，铜器分武器和饰器。遗址中常发现贮粮的窖穴，主要农作物为粟和稷，还有牛、羊、猪的碎骨。这些出土物品表明，该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其中遗址中发现有村落的石围墙和城堡式遗存，表明这些部落已建有防御设施，是正在步向阶级社会的标志。

这些考古发现，清楚地显示在辽西中部的广大区域，曾存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经济形态的族群。该族群以部落为单位，分散于辽西中部的大小凌河流域。从经济文化形态上看，与中原相类，既不同于东胡的畜牧经济形态，又与之有个别相联系之处，可印证其与东胡的相互关系。

丰下文化的存在形态，经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属于东北夷；又据历史学家研究认定，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东北夷只有屠何、俞人。因此我以为，该文化形态应属于东北夷的屠何。但从文化形态的发展程度看，应属于方国未形成前的东屠族群。

及至进入殷商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战争不断。殷商统治者经过多次征战，包括仲丁征兰夷，河亶征伐班方，武丁征伐鬼方、土方，以及商代其他统治者征伐吉方、人方、基方、羌方、盂方、周人等方国的战争，使得商代的统治达到“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呈现出辉煌的一面。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殷商的东北方，在东北夷屠何的世居地，经过殷的征伐、分封、融合，其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后来的柳城、朝阳一带，于原来城堡式遗址的基础上，有了较大规模的城池；在小凌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城池或遗址集群。在陶器制作方面，以夹砂红陶为主，部分表面部分饰绳纹。出现了口沿饰花边的鬲，绳纹的斜直腹钵，宽沿的大敞口深腹罐，直口高领口沿起的大瓮，外叠唇盆、矮粗柄豆以及和鼎等代表先进工艺的陶制品。在铜器制作方面，有青铜戈权杖出现，有大量精美的鼎 、簋、俎形器出现。无论制作形式，还是文化色彩都已达到一定水平，足以比肩中原地区，具备了一个方国所应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其代表性的魏营子文化类型，反映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魏营子文化范围比东屠时期的范围略小，其核心区位在大凌河流域的喀左、朝阳、北票、义县等地。时期大约从商晚期到西周。史学家从经济与文化特征上分析，认为该文化是从丰下文化类型而来的另一类文化，是东夷文化的继续。由此我以为，这正是屠何方国存在的表征。

其一，屠何城应在今朝阳地区。据《东北通史》载，曾有史载记为屠何城在今朝阳地区，“相传虞舜时即有此城。”只是因为金毓黻先生认为年代久远，无迹可查，缺乏信服度而被否掉。又因为有相当部分历史学者一直以为，春秋屠何与汉代徒河两城一地，相距很近。既然徒河在锦州，则屠何也应在锦州，所以将屠何城安在了锦州。“相传虞舜时即有此城”这句记载也安在了锦州头上。但从丰下文化以及魏营子文化的考古发现看，其经济、政治、文化核心部位是在今喀左、朝阳、北票、义县、魏营子一线。按照凡有“南进中原意向”的族群，其首府往往逐渐靠近中原的一般规律，判定屠何城在今朝阳地区既有可能，也符合考古实证。屠何方国曾参与商之伐夏，也可能是商祖之族系，后又攻燕，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当应设在比较靠近中原的地方。从齐燕联军进军路线看，“斩孤竹、制令支、破屠何”，屠何城当在与孤竹、令支、山戎、东胡相毗邻之核心部位处。

其二，屠何人不能成为东胡之先。屠何军被齐桓公于公元前664年打败后，不应与东胡军一同溃归东胡。因为屠何部族的根据地仍在，屠何域仍在，屠何军似应退回本部族根据地屠何城。后来被齐燕联军追击，城破失地，方才合乎事理。屠何城于公元前663年被破后，即使少部分人北去东胡，与东胡人融合，也不会成为东胡主体。因为东胡人在齐燕联军打击下，只是溃败，其根据地，族群、军队仍然存在，部族之主体，只能是仍为崇拜黄罴的东胡部族。至汉代，东胡被匈奴所破，去向有三，一入匈奴，一为乌桓，一为鲜卑，各占三分之一。后世之乌桓、鲜卑的主体只能是东胡。从这一史实分析，屠何人在另一角度的层面上为东胡之先说也不太可能成立。

其三，屠何人的去向是在锦州。“破屠何”，是指城破地失。在齐燕联军从西北方向的进击下，屠何部族不太可能北上，只能顺大小凌河退却，依据松岭山脉作最后抗衡。又因齐燕联军长途跋涉，只宜速战，不能持久，故屠何军残部得与居住在小凌河中下游地区的俞人会合，向小凌河更下游地区的锦州方向迁徙，最后定居于锦州附近。作出如此判断的依据在于《墨子·非攻篇》中古屠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的记载。该记载是说屠何人逃亡到燕国、代国，东胡和貉族人之间的地方。这四者之间的地方，西是燕国和代国，北是东胡，东是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即箕子朝鲜亦即貉族人居住地区，故这一地域只能是在今锦州城周边。

后世所以将锦州称为屠何与徒河，锦州东南水手营子所以出土青铜戈权杖，反射的正是这一历史景深。

其四，屠何与俞人融合而成徒河。俞人，虽马，是一个温和纯朴的部族。其居住生息范畴，在小凌河中下游，即今天松岭门以下地区。因其俞人名称，后世将小凌河称为渝水，是为其因。俞人也属于东北夷，与屠何人在经济、文化上极为相近。但从崇拜图腾上看，该部族与屠何不同，应是独立生存的另一部族。屠何方国逐渐强大之后，俞人部族成为屠何方国的一部分而鲜见于史。屠何城破后，俞人接纳屠何残部。两部汇合，数量上以俞人为主体，政治上以屠何人为核心，一为躲避战祸，二为趋寻沃土，因为凌河下游地区土地更为肥沃，乃从原居住地渐次向东南方向迁徙，定居于今锦州、水手营子、高山堡以及东花一带。为表屠何之传承，又为表与屠何之区别，乃有徒河称谓。汉代之交黎、徒河、宾徒诸县，皆为屠何与俞人之苗裔。

汉代徒河城址位于何处，史学界认定不同。省考古专家王绵厚先生根据历来学者论断，汉徒河即在先秦之古“屠何”故地，将邰集屯小荒地南汉城址考为汉代辽西郡之徒河县。

然而，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据不同史料钩沉，如《读史方舆记要·十三》“徒河城在营州东百九十里，汉县，属辽西郡”；《盛京疆域考》：“徒河即今锦县（锦州）”；《满洲历史地理》：“徒河故城即在锦州府”；《辞海》：“徒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辽宁省锦州市”，不同意王绵厚先生的判定。特别是现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鲁宝林先生，依据在锦州市区东北部相继发现的大面积汉代贝壳墓，以及压在明代广宁中屯卫即锦州老城城下的具有汉代独有特征——带孔洞的夯土城墙，并参照《汉书·地理志》狐苏条“唐就水至徒河入海”的记述，在辽大学报1994年第3期著文论定，徒河县应在锦州市西部的小凌河左岸老城区附近。

这些不同认知各有依据，各有道理。但在学术判定上仍存在逻辑悖论。其一，《读史方舆记要》及《通典》均记载：“徒河城在营州东百九十里”。尽管我国历史上记方位有“东包括东南”的特点，但邰集屯小荒地南汉城址已超出以营州作参照系的东向的最大范畴，距离也与190里相去甚远。其东南方向符合该里程数的城池，除大业乡汉魏遗址、锦州老城址接近此数外，当属娘娘宫镇高山子汉城址最为恰切。其二，在中国古代，江河称谓皆为专指。说江俱指扬子江即长江，说河俱指黄河，其他水系则称水。如辽东郡境内之辽水，辽西郡境内之白狼水、渝水、侯水、唐就水等。因此，徒河不能具指女儿河，而只能具指地名即县名或城名。其三，《汉书·地理志》狐苏条载“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因邰集屯小荒地南汉城址曾出土记为“狐苏”字样的物品，我以为有极大可能该城址是为狐苏。而唐就水亦不如历史学家一般共识，认为是指小凌河。因小凌河汉代称渝水，故唐就水可能具指今女儿河。其四，至徒河入海无疑应指距海最近处。既然娘娘宫镇高山子村汉代城址于汉代濒临渤海，按照常规思维人们就不能把入海地点上移至锦州或邰集屯处，就如同今日我们说大凌河至大有入海而不能说至大凌河镇入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