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商榷》是清代王鸣盛编写的一部史考类史书，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重要著作。

《十七史商榷》是一部以校勘、考订为主，又兼有历史评论的史学著作。"十七史”是”二十四史”去掉后五部”宋辽金元明"的前十七部。王鸣盛在四十二岁定居苏州后，“惟以考史为务”，开始撰写《十七史商榷》，历时二十多年始成。《十七史商榷》的内容除校勘本文、改正讹误、考订史实外，尤详述舆地、职官、典章制度。

概况

《十七史商榷》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1722年—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

《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是一部以校勘、考订为主，又兼有历史评论的史学著作。王鸣盛(1722年-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四十二岁定居苏州后，“惟以考史为务”，开始撰写《十七史商榷》，历时二十多年始成。

《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包括《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合《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十二卷，《北史》合《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缀言》二卷。该书沿用了宋时汇刻十七史之名，其实涵盖了十九史，于宋人所谓“十七史”之外又加入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十七史商榷》系统考察了这十几部正史，内容除校勘本文、改正讹误、考订史实外，尤详述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王鸣盛还注重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史书的评论，但他强调议论褒贬不能脱离史实，必须在考证详确的基础上谨慎进行。

《十七史商榷》在史书的订伪、纠谬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就，其求实的宗旨和考辨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与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

发展历史

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

（《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是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樱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彦昭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反映出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十七史商榷》一书的体例，体现了王鸣盛治史的理性意识。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值得借鉴。

王鸣盛（1722年～1797年）字风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沚，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王鸣盛系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紫阳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以乾隆丁卯举江南乡试，甲戌，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戊寅，人考翰詹，特擢一等，超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明 年，典试福建；未蒇事，即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命。还朝，召对，天语甚温。会御史论其驰驿不谨，被议，镌级。寻授光禄寺卿。丁未，遭母忧，去职；以父年高，遂不赴补。家居者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