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中文名：白话文

别名：语体文、俗语

基础：现代汉语口语

白话文

古代的正统文体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使用纸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白话文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吴语白话文（上海话）

汉语主要白话文主要有四种，他们分别是官话白话文（京白）、吴语白话文（苏白）、粤语白话文（广白）以及韵白（明代官话——中州韵白话文）。除了以下四种，还有很多白话。未能识别属于何种方言大类的，统称为“土白”。我们生活中所常说的白话文，是指官话白话文。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白话文学史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作品，是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当时的文学正宗依然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胡适

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

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白话文

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