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是指一国投入教育部门、教育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是开发智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我国的教育投资，通常分为教育经常费用、教育基本建设费用两部分。前者主要包括教职工工资、福利费，人民助学金、奖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后者主要是建设、购置校舍、大型设备的费用。

教育投资是开发智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从长远看，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教育的投资。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投资一般是递增的。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对各种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国民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要求教育事业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量也不断增加，有可能承担日益增长的教育投资。

在中国，教育投资表现为教育经常费用和教育基本建设费用两个部分。教育经常费用包括教职工工资、教职工福利费、人民助学金和奖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教育基本建设费用用于校舍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

中国教育投资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县（旗）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支出的教育费用，还有人民群众集资办学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支付的为数不多的教育费用。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对于政府行为，以家庭为单位对教育进行力所能及的投资，也是较为普遍的投资模式。对教育的投资不能仅依赖政府投入， 家庭大有作为。

教育投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要把一个人从懵懂无知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认知水平的专门人才，往往需要接受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花费众多。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终身学习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受教育的时间不断加长，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资本日益增多。而在将教育投资转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效益又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和过程，且受教育自身特点的制约，这种投资应保持相对连续性和稳定性，否则将不利于对受教育者的智力开发。

教育投资效果具有时滞性和多样性

教育领域自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出相应的经济价值及收益，教育领域的投资成本一般只能用其他经济领域里的劳动成果或收益进行补偿。劳动者在接受了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之后还需要通过市场将其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据以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因此，教育投资收益特别是经济收益的获得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且具有一定的间接性，

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递增性和外部性

物质资本在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磨损或损坏，其收益和效率是递减的；而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却表现出收益递增的特性。教育投资导致知识的积累，而知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功能时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外部性，即一种新知识或新方法在在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运用很快会对其他企业或部门产生示范作用，从而形成外部经济效应；其二是累积性和扩张性，指的是随着知识量的增长，其所蕴涵的生产能力将呈现倍增的扩张趋势或质的飞跃，当一种知识存量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出现新的创新时，往往会带来生产方法的重大变革和生产能力的成倍增长。由此表明，用于传播知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教育投资从总体和长期上看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

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早在两百多年以前，经济学界的先驱们就已经对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开始了研究。当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具体阐述了教育的资本价值，并认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对教育的投资，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明显上升，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普遍认可了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论断。而且不少实证研究也不断证实了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舒尔茨1961年在《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对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的收益作了测算，直观形象地揭示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1929年，美国国民收入为1500亿美元，当时美国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为3：1，这表明国民收入中由人力资源和资本各自创造的比例是3：1，因此可以计算得出，1929年的国民收入中：由人力创造部分为1125亿美元（1500亿美元×3/4），由资本创造部分为375亿美元（1500亿美元×1/4），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为4920万人。因此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为2287美元/人（1125亿美元/4920万人）。再看1957年的情况：国民收入为3020亿美元，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仍为3：1，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人力创造部分为2265亿美元（3020亿美元×3/4），资本创造部分为775亿美元（3020亿美元×1/4），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为6800万人，因此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为3330美元/人（2265亿美元/6800万人）。显然，1957年的人均创造国民收入要比1929年的水平高1043美元（3330美元/人－2287美元/人=1043美元/人），从以上计算中，可以看出差额是由于劳动质量提高而得来的，而劳动力质量提高则又归因于教育投资。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用不同于舒尔茨的方法对1929年至195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了研究，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各因素的作用，并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5.3%。奥内尔的研究表明：1967年至1985年期间，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58%，发展中国家则高达64%。

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验证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究其原因，完全得益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长期对国民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从而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在1905-1960年的55年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9倍，在此期间，劳动力只增加了0.7倍，物质资本的投资也只增加了6倍，但教育投资却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的15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同期的教育投入又增加了10倍。优先发展教育使日本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我国的教育投资由中央教育投资和地方政府教育投资组成，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比重的85%以上，地方政府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投资由财政性教育投资和非财政性教育投资投资构成。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以及其他国家财政性教育拨款。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及其他。

教育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教育投资总量是非常有必要的。下表是我国从1992年到2008年教育经费的增长情况，由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经费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有了稳步地增长。从总量上来看，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67.0亿元，到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4500.7亿元。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以当年价格计算）是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以当年价格计算）的16.73倍。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教育事业投入的重要指标。教育经费得到了大幅度地增长，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22%增长到了2008年的4.82%。通过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来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经费总量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很快，但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以前处于下降状态，到1994年以后才慢慢稳中上升。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可以推断这样的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教育投资的增长趋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首先，人们的教育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进而促进了教育投资的增长；其次，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也为教育投资的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

教育投资的增长趋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教育经费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

另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差异显著，教育投资的地区差距较大。教育方面的差距不仅体现教育规模、结构和条件上，也体现生均教育经费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也比较高，但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较低。在经济发展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投资又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继续拉大，这样的趋势不利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中央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和教育投资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