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rog Brandes，1842—1927），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倡导现实主义，他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研究19世纪前期法、德、英诸国文学的流向和内因，流布甚广。

中文名：格奥尔格·勃兰兑斯

外文名：Gerog Brandes

国籍：丹麦

民族：犹太人

出生日期：1842年

逝世日期：1927年

职业：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

代表作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勃兰兑斯是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犹太人，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六卷本的，这套书几乎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权威教本，他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巨匠的名人传记《凯撒》、《米开朗基罗》 。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作者名称 （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等译

作品类别国外作品

作品时间1997-10-1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在尼采看来，勃兰兑斯“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是文化传教士”。——也难怪尼采这么喜欢勃兰兑斯，因为勃氏是第一个向欧洲推荐尼采的人。当1927年勃兰兑斯逝世时，托马斯·曼曾给丹麦的发过一封电报(19世纪80年代勃兰兑斯和他的兄弟爱德华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而且勃氏就是在此报上发表了无数的论文和书评)，标题为“创造性批评的大师”。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30年前曾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奉为圣经，以后也将在19世纪文化史上保持其经典文献的地位。我们的德国朋友永远不会忘记当一个叫乔治·勃兰兑斯的人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德国哲学家尼采”系列讲座时，尼采那冰峰般的孤独上便洒上了缕缕耀眼的光线。

当托马斯·曼称赞勃兰兑斯那种“与形式等同的艺术清晰度”，以及他那“精神和美学意义上的心胸开阔和对那种不论欧洲舆论界态度如何，仍将继续发挥作用的观念的热爱”时，他的称赏还是极为小心的。他并没说这是种什么样的观念。不管怎么说，托马斯·曼的讣文证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他年轻时代的影响：它是“欧洲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

伟大的批评家勃兰兑斯，其生涯即是一种中和。他的不朽著作即《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我们久已听说这部著名的作品。他的思想很有吸引力，我希望不久即有人把它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这足以证明勃兰兑斯的影响了，尤其是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真正全球意义。在勃兰兑斯看来，我所讨论的关于他的这篇文章属于“文学的比较研究”；法国《大百科全书》更称勃氏为“比较文学之父”。也许有人会寻找其他的人来做前辈，而且他的著作是否可作为比较文学的典范这点也有争议，但显然勃兰兑斯着眼于更广阔意义上的潮流。“正如你要想搞植物实地研究就要既会抓到扎人的荨麻，又会碰见玫瑰一样，你要想研究文学，就必须学会用自然科学家和医生那种无所畏惧的眼睛来观看不同形式的人类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当你从文学史上某一阶段的一种类型变体转向另一种时，你几乎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样在跟踪某一基本形态的变形。例如，通过动物学的一些技巧，手逐渐演化成腿、爪子、翅膀和鳍形肢”。这里显然借鉴了达尔文的理论。在别的地方，勃兰兑斯还指出：“把语言、语文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来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仅为这种智性模式的一个因素。

19世纪知识分子中，不光勃兰兑斯一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观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最后一卷论述黑格尔及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们与年轻德国之间的关系时，勃兰兑斯的注意中心正是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一部完整紧凑的戏剧，看作自由的一出伟大戏剧”时的高远视界；这是“思想的诗”，一种“新诗”，是在黑格尔方法的具体应用已失去其魔力后所唯一剩下的“一些伟大的基本思想”。但“如果你年轻时在内心经历过黑格尔时代，你就会充分理解那时年轻一代的那种热情，以及他们从这些世界思想中所汲取到的力量”。黑格尔所能留存下来的只是历史通向自由的那种内在发展观，还有那种非线性进步观；其辩证性体现在进步与反动的遇合，但这种反动又促进了进步的步伐。此即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概念，勃兰兑斯在他第四卷的序论中曾这样说过：“真正的，起补充和校正作用的反动就是进步。”转折点在戏剧诗学中相当于逆转这一概念，而在历史哲学中却表现为一些辩证的转向。

这种把历史看作自由理想的递进式实现的“世界思想”是勃兰兑斯从黑格尔那里吸收来的，它贯穿整部作品。这正是“直觉”(奥尔巴赫意义上的)背后那种个人投入中的超个人因素。《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其他地方也谈及诗歌中的“立场”问题。勃兰兑斯号召人们要站在“本质上不囿于任何地方(像民族)的理念体系，也即世界思想、人类那些伟大的普遍利益这边”这里自由理念的实现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自由思想，另一方面是实践世界中的自由。勃兰兑斯事业的核心则是思想的自由；它隐含于其作品的中心。尼采对社会需要的组织化表达并不友好；他不仅蔑视他所说的“怨恨”情绪，也嘲弄组织化劳动，这在他那本不合时宜的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么屡屡提及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勃兰兑斯，又是怎么热情接受尼采的这种思想的呢?

他写“海因利希·海涅”的那一部分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其答案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海涅虽被认为是个革命派，但他身上并没有一种对民主的热情。对此勃兰兑斯是这样解释的：“海涅既是一个自由的伟大耕耘者，同时又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他热爱那种企慕自由的感情，他渴望自由但失去了它，于是就全心爱上了它；但他同时也有源于伟大感情的对人类伟大之处的爱，以及源于优美感情的对任何平庸的东西的一种纯神经质的反感厌恶。”“平庸”在这里很关键，它描述的实即勃兰兑斯自己的性情。有一个细节不应忽视，即这种厌恶是纯“神经质”的。它几乎是一种高雅的趣味，一种贵族气质，一种对任何限制贵族自由的东西的自动拒斥： 他的政治同情和政治努力之间的这种明显冲突是由于他热爱伟大和美，这与他对自由的爱同样强烈。因此他拒绝以人性发展的最高成果为代价来换取虚假的平等和真正的平庸。海涅预言“未来社会将由一些被解放的奴隶构成，他们不再按其奴性而卑躬屈膝仅仅是为了发泄其满心嫉妒，而嫉妒正是其道德核心”。这些话简直直接出自尼采的。勃兰兑斯在论斯达尔夫人的那一部分中更把“公众意见”看作敌人。面对公众意见，“杰出人物的位置正如一个混账班级里的最优秀学生一样勇敢地矗立着”。平等并非勃兰兑斯的首要关注点。他害怕并痛恨平庸。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暧昧不明：“自由、平等和友爱这些口号至少意味着两条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条。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自由主要和伏尔泰有关，而友爱则与卢梭这个名字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