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德国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反对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从而引发了欧洲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教廷的反击声中，指责路德的改革理论引起社会动乱是主要理由之一。

中文名：德国宗教改革

提出者：马丁·路德

提出时间：1517年10月31日

适用领域：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之所以首先爆发于德国，是由于德国存在特殊的经济政治情况。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个别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德国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从1460~1530年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加5倍，最高年产量约300万盎司。商业也相当繁荣。德国位处欧洲商路中心，东西新航路发现后，商路虽有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运来的东方商品，仍需经由德国运往北欧。这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银行家，富格尔家族在1564年已经拥有470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它的分散性，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要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德国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本人也早就意识到广大信众会借他的某些言论发起一场“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大暴动”。尽管他一再申明“顺服政府是基督徒的本分”，他一再引用圣保罗的训导告诫基督的信徒要为了上帝的命令、为了个人的良心而服从政府当局，但是，他也一再地谴责教皇的专横，尤其是主张依靠圣灵的指引，个人阅读和理解《圣经》，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一方面，当1521年5至6月的爱尔福特牧师风暴和1521年底至1522年初的维登贝格动乱出现之后，路德反复地告诫他的追随者，在传播福音时，不要过于激进，不要使用武力，并特别提醒他们要避免民众骚乱；另一方面时，路德又严厉地声讨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声讨罗马教会中人对上帝话语的轻视，因而使社会的反抗力量得到鼓舞。尽管当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路德先后写出《和平训诫》和《反对农民杀人越货》等文章，试图澄清农民战争中对他的理论曲解，然而，从事实出发，路德的改革理论确实为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士瓦本地区起义农民的《十二条款》为例。在讨论制定这份可代表德国起义农民利益的宣言式文件时，马丁·路德的名字被写在顾问的名单之中；在与《十二条款》有关的另外两份文件中，路德被提名为“神圣律法”诠释委员会的委员和“基督徒协会”的首要人物。路德对此的回应就是《和平训诫》。其中，路德首先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封建领主和各类诸侯，路德劝喻他们要善待农民，要向农民做出温和的让步。接着，路德又劝喻农民不要诉诸武力，更不要以《圣经》作为暴力行动的依据，他强调基督徒的法则是顺服权柄。最后，路德劝喻诸侯和农民双方，要按照基督对信徒的训导行事，不要战争；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他们不仅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而且还会毁灭德意志。39然而不能不承认，《十二条款》的主调是路德的改革思想，农民为战争所做的宣传直接根据路德所号召的“唯有圣经”的精神。在短短的千余字的12个条目中，《条款》引用《圣经》经文几近60节。农民相信，只要以《圣经》为根据，战争就完全合法。与起义农民相似，许多神学家、修道士和堂区牧师，从路德的理论中获得启发和动力，重新研读《圣经》。但是，在此必须强调，他们采用了不同于路德的视角，并得出了不同于路德的结论。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其行动，其关于世界末日的十架神学、苦难神学和圣灵神学等等理论，都是以路德为根据。正如在1520年7月的一封信中所说，闵采尔自己“是通过路德相信了福音书”。40但是，闵采尔的关注点在社会，在社会阶层及阶层间的不平等，从《圣经》经文中他得出了天国就在此世、人类自己可以建起“新天新地”的结论。这与路德呼吁的驯服当下权柄大异其趣。

在反对者看来，路德的宗教改革理论引发了德国的农民战争，他的某些神学观念促使基督徒的自由从信仰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路德是德国社会动乱的负咎者。然而，应该看到，路德引发的是一场神学争论。路德一派所坚持的是一种富有激情的思考意识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在教会历史上，这种意识挽救了或说振兴了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历史上，这种精神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在教科书上称为近代的新时代。欧洲近代历史上的许多突出特征，例如民族国家诞生、思想解放、等级制度瓦解等等，都可以从路德教派的理论中找到根据，也都可以按照路德的思维方式在《圣经》中找到神圣的支持。但是，还应该看到，这一切都超出了路德个人的本意。马丁·路德的一份大学教授惯例式的《关于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原本只是那个时代教会改革呼声中的一声，其结果却不仅是一场神学的和教会的大变革，而且还是一场世俗社会的大变动。因此，如果可以说马丁·路德是16世纪初期德国社会动乱的肇始者，那么同样可以说马丁·路德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创始人。当然，近代社会的和谐与否不是一位宗教改革家所能决定的，正如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动乱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位神学思想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