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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编辑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沈从文指导。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后易名为《沙家浜》)。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成就最高。1985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96年12月,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中文名:汪曾祺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1920年3月5日
逝世日期:1997年5月16日
毕业院校:西南联合大学
代表作品:大淖记事、受戒、黄油烙饼
性别:男
求学经历
汪曾祺
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1925年,入读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入读县立第五小学读书。1932年秋,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后战事日紧,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于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与同学合办校园刊物《文聚》,并在第一、第二合期上刊登小说《待车》。此后不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所用笔名有“曾祺”“西门鱼”。
1943年本应于这一年大学毕业,但是由于未参加必修课体育和大二英语的考试而不能毕业,留校补修课程。1944年,为生活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创作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同年,补习课程合格,但当局征调应届毕业生充当美军翻译,否则作开除论处。汪曾祺没有应征,故仍未取得西南联大毕业证书,只算肄业 。1945年1月,离开西南联大,到由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学校先是在白马坡,后迁至观音寺。此时施松卿也在建设中学任教,两人接触逐渐增多;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汪曾祺因回家路费无着,继续滞留昆明。
1946年,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由李健吾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写作并发表了较多的作品,诸如《复仇》《绿猫》《戴车匠》等小说。
1947年1月,小说《鸡鸭名家》《醒来》发表;2月初,沈从文在复李霖灿、李晨岚信中(顺便托代为汪曾祺谋职);夏,施松卿谋到北大西语系助教位置,北上就职途经上海与汪曾祺相见,两人订婚;施松卿就任北大教职后,负责公共英语课 。
1948年2月,发表散文《背东西的兽物》。3月,经天津到北平。开始求职,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多靠施松卿接济。5月,经沈从文帮助,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 。
1949年春,与施松卿结婚;3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5月离京南下到武汉;5~8月留在武汉文教局,接管学校;9月被派往汉口第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
新中国时期
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4年,创作剧本《范进中举》 。1955年2月,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整理评书《程咬金卖柴筢》等。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7年,发表散文诗《早春》、散文《国子监》等作品 。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因没有单位接收,继续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画了《中国马铃薯图谱》《中国口蘑图谱》两部图谱 。
1962年1月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今北京京剧院)编剧,直至离休。根据在农科所的生活经历创作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后又连续发表了《看水》和《王全》两篇短篇小说,均以农科所为背景。同时,创作京剧剧本《王昭君》(由李世济演出)、《凌烟阁》(未演出)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此剧后易名为《沙家浜》),由北京京剧团演出。 1965年4月至7月,到上海再改《沙家浜》,期间公演,连续演出三十场,观众八万余人次;5月,回到北京,继续修改《红岩》剧本 。1966年,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扛煤等劳动改造。1968年6月,因需要创作修改样板戏,得解放。继续从事编剧工作,但要求“控制使用” 。
汪曾祺书画作品
1970年5月21日,作为京剧《沙家浜》的编剧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1972年2月15日,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1974年8月,汪曾祺与梁清廉、周锴一行再赴内蒙古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同年,任北京京剧团革命委员会成员 。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兴奋地参加了庆祝游行。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后,汪曾祺曾对工作组提意见,为被迫害者说话,贴大字报阐述观点 。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写平反结论 。1981年,创作散文《端午的鸭蛋》,此后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课文。
1982年,作文艺随笔《揉面——谈语言运用》;作小说《钓人的孩子》《海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3年,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台湾,《文季》第三期转登小说《黄油烙饼》 。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86年,作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作评论随笔《一篇好文章》;作随笔《谈读杂书》 。
1987年2月26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6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等文;6月,应邀与萧乾、茹志鹃、刘再复担任“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评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作品专辑。
晚年生活
1990年,创作散文《七十抒怀》《闹市闲民》《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英文版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食道旧寻》,发表于《中国烹饪》11月号 。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生三子,依次为广生、长生、菊生。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妻子:施松卿,新华社记者。
长子:汪朗,媒体工作者。
女儿:汪明,从事教务工作;汪朝,图片编辑。
作品类型 | 作品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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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 《小学校的钟声》《老鲁》(1945年) 《复仇》(1946年) 《鸡鸭名家》《异秉》(1948年) 《羊舍一夕》《看水》(1962年) 《骑兵列传》(1978年) 《受戒》《塞下人物记》《岁寒三友》(1980年) 《黄油烙饼》(1983年) 《跑警报》(1985年) 《瑞云》《黄英》《蛐蛐》(1987年) 《双灯》《捕快张三》《同梦》(1989年) 《迟开的玫瑰或胡闹》《小芳》(1991年) 《老虎吃错人》《人变老虎》《樟柳神》(1992年) 《护秋》《尴尬》(1993年) 《鹿井丹泉》《喜神》《丑脸》(1995年) 《三列马》《大尾巴猫》《去年属马》(1997年) |
散文 | 《花园》 《前天》(1946年) 《冬天的树》《下水道和孩子们》(1956年) 《国子监》(1957年) 《关于葡萄》(1981年) 《旅途杂记》(1982年) 《天山行色》(1983年) 《翠湖心影》《昆明的雨》(1984年) 《昆明的果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1986年) 《金岳霖先生》(1987年) 《林肯的鼻子》(1988年) 《我的解放》《四方食事》(1989年) 《多年父子成兄弟》《贾似道之死——老学闲抄》(1991年) 《自得其乐》(1992年) 《草巷口》(1995年) 《晚翠园曲会》《北京的秋花》(1996年) |
小说集 | 《邂逅集》(1948年) 《羊舍的夜晚》(1963年) 《晚饭花集》(1985年) 《茱萸集》《菰蒲深处》 |
散文集 | 《关于葡萄》(1981年) 《逝水》《蒲桥集》《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初访福建》 |
艺术小品集 | 《汪曾祺:文与画》 |
文学评论集 | 《晚翠文谈》 |
剧本京剧 |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
京剧编剧 | 《范进中举》(1954年) 《王昭君》(1962年) 《红岩》(1965年) |
文集 |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
资料来源: |
主题思想
生活审美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以画记事
汪曾祺的绘画题材的选择上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等不入时人之目的瓜菜皆可入画。这些寻常之物经常成为他的创作对象,并在他的画笔下显现诗意,具有了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中,众多典型人物大都具有率真、美好的品性。《受戒》中的和尚可以不守清规戒律,率性而为。《大淖记事》的挑夫们,《安乐居》的酒客们面对艰苦生活依然通达乐观,不为物累。
汪曾祺书画作品
举重若轻
汪曾祺来自文化浓郁的江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注入在他的血液里,对他的文章意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同时,以“中和为美”的传统美学思想也同样蕴藏在汪曾祺的笔下,笔下文章中的“中和为美"体现在他不讲求气势恢宏的意境,也不讲求繁琐沉重的抒情,在意的只是舒缓从容的表达,“中”与“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一直秉承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曾这样表达他的美学思想,“泰山过于雄伟,所以我从不写泰山。”“我不在乎深刻,中和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汪曾祺从不描绘过于庞大的事物,他所描绘的多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花鸟鱼虫,草木瓜果。这些常人看来最平常最细微的小事物,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真正具有民族风俗意义的。常从朴实无华的饮食入手,来表现他的传统文人精神。
儒家美学
汪曾棋认为,儒家的精神内核是“仁心”和“恕道"。对于儒家仁学思想,汪曾祺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曾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这里的“人情”,指的是儒家伦理情感。这种“人情”以亲情为起点,由己及人,以等差的形式加以推衍,在日常创作中有所体现。
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社会职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汪曾祺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他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道德人格
汪曾祺的小说在于倡导以伦理情感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同时,还崇尚艺术人格。汪曾棋笔下人物的各种艺术创作、工艺技能,实际上都可以归人广义“艺”的范畴。汪曾祺在评价阿城的《棋王》的时候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创作手法
语言魅力
汪曾祺的语言魅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学习文学表达的方式。不但刻意从人民群众的口头吸取营养,还留心街头的各种文字,能从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启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语的芬芳。
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首先谈语言,而一开始就写下这样一番话:“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
行文流水
汪曾祺对于语言在文学中的分量是十分重视的。他的作品分开来读,句子平淡无味,凑在一起来读,便充满韵味。
汪曾祺平淡的笔调不意味无趣无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都在这内敛沉稳的笔法中彰显了出来,体现了个性的魅力,独特的风格。汪曾祺曾把语言具象化成“流动的水”,这样的比喻也在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出现过。语言的流动特性可以使看似散乱的篇章变得和谐流畅,从而达到统一的效果。这种行文似水的意境在《葡萄月令》中表现的尤为生动,《葡萄月令》写的是葡萄从播种到收获的生长过程,这样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被他用流动的笔调描绘的又生动又有趣。他对语言进行巧妙的设计,用比喻或是拟人手法,使句与句的联系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这样语言的作用下,无论是句子,还是篇章,或是整个文章的意境都显得栩栩如生,流露出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爱惜之情,对平凡生活的歌颂。
自由自在
汪曾祺的绘画作品笔墨丹青间大都隐着真性情。其画水仙,苍润多姿,柔中韵刚。其画荷花,墨气淋漓、俯仰生姿。花卉作品,有临风自得的恬淡,也有活泼自然的热烈,在抒情写意间,借所画之物表达了胸中的某种意趣、某种激情,使人感到他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本性。
汪曾祺对齐白石的画作极为推崇,被他当作领悟中国画真谛的一把钥匙。汪曾祺在进行小说创作,描摹对象时,充分注意到在似与不似间寻求平衡,看似逸笔草草,实则以极简之笔达到刻画人物入目三分的效果。
汪曾祺书画作品
情感如水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股温泉渐渐流人的心田,带着它的温存、安静,然后读者会尝到这份情感带有淡淡的乡愁,还有些许京味的怀念。
汪曾祺书画作品
汪曾祺的思乡、念情还体现在他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体现在作为现代人依然保存着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情怀。汪曾祺在散文《皖南一到》中用“寻根”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在汪曾祺看来,这样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无法抹掉的。在散文《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在写这篇散文时,还对外强调自己的家乡并非只有咸鸭蛋。汪曾祺的心始终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即使身在他乡,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学的海洋里重回。汪曾祺曾表示,这种思乡的情怀是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抹掉的深刻情感。
汪曾祺家宴菜单
汪曾祺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汪曾祺笔下多的是芸芸众生琐碎的日常,和花开花落烂漫的雅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曾祺将自己对生活、人生的态度尽收在文字中,让人们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如何去面对生活。(新华网评)
有些人散文如水,有些人则善于翻跟斗、玩花样,有些人则像说相声的,善于抖包袱,说机灵话儿,汪曾祺的散文则如窖藏了大半辈子的醇酒,消尽人生火气,简练而淳朴。(作家张宪光评)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三联生活周刊》评)
汪曾祺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学者季红真评)
纪念馆
2020年5月,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总建筑面积9500余平方米,分为汪曾祺纪念馆、汪迷部落、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4个片区。
爱好美食
汪曾祺走遍大江南北,对美食先品为快,吃完后还喜好品鉴对比,将其名称、做工、口味字里行间描述得精细。美食家的嘴,自然是挑剔的。北京是汪曾祺后半生定居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所以对北京的食物,汪老也有更“复杂”的情感。汪曾祺不仅会吃,在做吃上也颇有自己的讲究——想象力,爱琢磨,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而作为汪老的“闲书”,食谱也是需要翻翻的。
时任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曾祺家登门拜访。老乡到来,汪曾祺都会做上几道家乡的饭菜,这也是后来“汪氏家宴”的由来。“粗菜细做”,是制家常菜的不二法门,其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出名:“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喜欢生活气
生活质量提高以后,汪曾祺仍然保持着原来那份性情。买菜做饭,观赏花草,这些日常小事被他品出“诗意”。他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一生与酒为伴,没喝酒时,心不在焉。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汪曾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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