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田淑人(Harada Yoshito，1885年4月5日—1974年12月23日)，日本考古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和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京帝国博物馆鉴定官、历史课课长，文化财专门审议会第三分科会史迹部会会长等。

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东亚古代文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东亚古文化研究》《东亚古文化论考》《汉六朝的服饰》《从西域发现的绘画来看服饰的研究》《考古图谱》等。

原田淑人曾赴英、法、美国留学，并到欧洲和埃及访问考察。1957年4月又以日本考古学代表团团长身份再次来中国作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参观、访问、讲学。原田淑人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东亚古代文化，其特点是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广泛的考证，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多次到朝鲜、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并通过各种遗迹、遗物研究东亚古代文化，擅长结合文献进行考证，著述丰硕，一些著作曾被译为中文。

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日本学士院会员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和他一起考古的还有东京大学教授驹井和爱、伪蒙疆学院教授小林知生及当时在北京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关野雄和岛田正郎、原北京大学教授姚鉴等。原田淑人对赵王城的这次发掘是从从8月24日开始，到9月24日才结束。发掘出的器物主要是瓦当、砖等建筑构件和珍贵的铜镞、玉片、铁器等。其中一部分拿到了北京，一部分带到了日本。但是毫无疑问，这次发掘是一国在未经驻在国授权的情况下，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属于文化掠夺的性质。在发掘中又带有只注意有明显地貌的地点和更关注搜寻文物精品的倾向；再加上其时正值百团大战正酣，想来炮声不远，时间紧迫，所以显然其对文物遗址的完整性、安全性未加考虑，造成一定的破坏在所难免，这些自然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带来困难。尤其是至今仍保存在东京大学博物馆里的赵王城文物到底有哪些、有多少，仍是一个谜。仍是邯郸人心头之痛。

原田淑人于1885年4月5日出生，其父为著名的汉学家，他从小受到汉学的深厚熏陶，特别爱读中国汉代典籍，汉学教养颇深。原田早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师从白鸟库吉习“东洋史”和“文献学”，毕业论文题名《明代的蒙古》。1908年于东帝大文科大学史学科毕业后进入同校大学院学习，转攻中国的风俗史和服饰史。在学中由于用功过猛，眼生疾病，文献研究产生困难，转而从事考古学研究。由于当时东帝大文学部史学科中的国史学科黒板胜美教授和东洋史学科池内宏教授认为：作为文献史学的补助学的考古学十分重要，意识到在古代史研究中，考古学不可或缺。为此，1914年，东帝大文学部专门开设了“考古学讲义”课程，作为史学科授业中的一门课程，聘请东洋史学科毕业的原田淑人担任讲师。从此之后，日本的“东洋考古学”与原来由坪井正五郎、鸟居龙藏等人主持的东帝大理学部“人类学教室”（日本传统考古学研究部门）逐步分道扬镳。特别是随着日本帝国对外侵略势力的逐步扩张，“东洋考古学”随之沿伸至东亚各国，规模和影响逐步扩大，原田淑人从而被日本考古学界公认为“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之一。

1915年原田参加日本宫崎县西都原古坟群调査和发掘工作。1918年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会委员，随后在朝鲜各地调查和发掘，在平壤市郊区发掘了汉乐浪郡遗址和王盱墓。1921年升任东帝大副教授。1921～1923年赴英国、法国、美国留学，并在欧洲各地和埃及访问、考察。1925年以后，在中国参加“东亚考古学会”的活动，相继主持对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山西省大同北魏平城遗址、河北省邯郸赵城遗址、山东省曲阜鲁城遗址等调查发掘工作。193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33年任日本重要美术品调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日本学术会议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39年获该校文学博士学位。1943年当选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46年从东帝大退休后任圣心女子大学、东洋女子大学教授。1947年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1950年任日本文化财专门审议会委员。1952年任早稻田大学大学院讲师。还曾任东京帝国博物馆鉴定官、历史课课长，文化财专门审议会第三分科会史迹部会会长等。1974年病逝。

原田淑人一生参加和主持过一些考古调査和发掘工作，又曾参与创办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西都原古坟群考古调查

原田淑人调查朝鲜和中国古遗迹示意图

原田淑人最初参加的考古野外调查，为1915年由黑板胜美主持的“宫崎县西都原古墓群调査”。这一古墓群位于九州宫崎县的西都市西边被称为“西都原”的高地上。在这块横跨东西2.6公里、南北4.2公里的高地上坐落着311座古墓，推定为3世纪～7世纪所建。至今皆未被挖掘，保存完整。黒板胜美、原田淑人的这次考古调查，只是调查古墓群的规模。翌年，滨田耕作、梅原末治加入了这次调查。调查持续至1917年。通过这次调查，原田淑人为老师白鸟库吉此前主张的“邪马台国九州说”提供了考古学旁证。这次调查为九州“古墓文化”的建立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乐浪考古调查

原田淑人参与调查的日本西都原古墓群

原田淑人最初参加的国外考古调查，为朝鲜乐浪考古调查。1916年，日本“朝鲜总督府”设立“古迹调查委员会”。1918年，原田淑人、滨田耕作被任命为这一“古迹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同年，原田对早年池内宏调查过的乐浪新罗时代的一座古墓开始了调查，持续时间不长。不久，原田作为海外考古研究员被派往英国、法国留学。归国后的原田再赴朝鲜，开始主持乐浪古迹的调查。

原田淑人朝鲜乐浪土城汉墓调查现场

事实上，以朝鲜平壌为中心的乐浪群时代的遗迹调査，最初始于日本学者关野贞，继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荻野由之、白鸟库吉先后在此展开过调查。由于这一古迹盗掘活动不绝，日本历史学家黒板胜美甚为担忧，自认为让盗墓贼盗走文物还不如让日本学者挖掘出来带回日本进行研究更有价值，于是，他与史学家村川坚固商议，共同说服细川侯爵，获得其赞助资金，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事业，委派原田淑人主持乐浪古迹的考古挖掘工作。1925年，在原田的指挥下，日本考古队对乐浪古迹中一座相对保存完整的古墓开始挖掘。同年9月8日开始破土，由于墓中漆器遗物取出的困难，挖掘工作至到12月6日才结束。

从中挖掘出的漆器铭文上判断：这座古墓为后汉时代的古墓，同时从出土文物中的木印刻字上推断出了被葬者的姓名和生前职务名。

这次考古挖掘确认的汉代完整“木椁墓”，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首次发现。原田将调查写成详细调查报告书，后以与田泽金吾共著的形式和《乐浪》题名于1930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出版。 这一调查报告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有关汉代古墓调查中难得一见的完整报告书，对后来东亚地区的汉代古墓调查产生了影响。这主要源于原田对汉代古籍的深厚修养。

基于这次考古调查的成果，1931年在平壌成立了朝鲜古迹研究会，专门从事乐浪郡时代遗迹的研究所同时在平壌设立。1933年，乐浪郡遗迹研究所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补助金，原田淑人被邀担任研究员。因他忙于“东亚考古学会”的事务，一直无时间参加研究所工作。1935年春、秋和1937年夏，原田受朝鲜古迹研究会的委托，三次担任被推定为古乐浪郡治遗址的土城里土城考古发掘“主查”。当时在日本文献史学领域，有关乐浪郡治所在地的论争纷起，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乐浪郡治地最初在平壌，后来迁移到土城里。为了搞清乐浪郡治地何时迁移的问题，日本历史学界热望考古学界介入，由此便有了原田担任“主查”的这三次考古挖掘。

三次挖掘的结果，从中发现了乐浪郡属县名的封印泥以及后来辨明为“乐浪礼官”役所名的瓦片出土地点。由于土城里土城面积方圆达40平方公里，这三次考古挖掘面积极小，作用不大，因而留下了大量未解课题。

创办东亚考古学会

王肝(おうく)墓的木制模型

1926年安德森主持的周口店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了震惊世界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这一切皆深深刺激着日本考古学界。为此，日本外务省专门成立“文化事业部”，推出支持日本考古学界在中国展开考古活动的方针。当时在日本各大学中，拥有考古学专任教师的大学只有东京和京都两所帝国大学。为此，以东京帝国大学原田淑人和以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为代表的考古学专任教师于1925年开始共同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旨在以外务省的援助资金来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1925年9月，原田淑人和滨田耕作专程来到中国北京，拜会北京大学教授马衡和沈兼士，商议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联合成立“东方考古学会”。翌年“东方考古学会”在东京成立。1927年3月，“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借“东方考古学会”第二届总会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山上会议所召开之际同时成立。 同年4月，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宰以及滨田耕作主持的中国旅大地区中日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开始实施。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发掘活动。

牧羊城发掘

朝鲜乐浪土城石巖洞墓中发现的青铜镜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退出东方考古学会之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汉墓等。牧羊城遗址于1928年10月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同时调查了牧羊城周边的古墓。1931年，他与参加这一调查的学生驹井和爱合撰的《牧羊城》一书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出版。

上京龙泉府遗址调查

朝鲜乐浪土城石巖洞墓中发现的汉墓遗物

九·一八事变后，“东亚考古学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先后调查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后两处遗址皆由原田淑人主持。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县内，为古渤海国首都的土城遗址。1933年、1934年，原田带队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调查，两次调查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还对遗址群中俗称“三灵屯”遗址的墓顶盖石暴露在地表之上的渤海国大型石室墓“三陵墓”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发掘。最终调查报告以原田淑人及其学生驹井和爱合撰的形式和题名《东京城》，于1939年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出版。由于古渤海国首都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缺乏，因而这一调查报告变得十分重要，至今仍为古渤海国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之一。

元上都遗址调查

中国辽阳汉墓发现陶器

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早在忽必烈未即位前的1256年春，他即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1258年新城建成后，被命名为开平。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在1260年春于此正式即位，建元中统。此后，开平府不断得到增修扩建。中统四年（1263）5月，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到第二年8月燕京改名中都，两都巡幸制正式确立后，上都遂成为元代长期并存的两大都城之一。上都的考古调查，是元朝三个都城中起步最早的。早自19世纪末起，就有不少国外旅行家对上都遗址进行过考查，并发表了一些考查见闻。1937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为首的元上都遗址探险队，对上都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科学考察。

1937年5～6月，原田带着学生驹井和爱正在平壤乐浪土城调查。6月底，师生两人从平壌出发经沈阳到达元上都遗址。7月14日，元上都遗址调查队全员抵达后，第二天便开始了调查。这次调查仅进行了实测和表土采集，并未挖掘，原因是蒙古人具有极端厌恶挖掘地面的风俗，无论考查队如何做说服工作和许以重金，当地蒙古人皆不容许掘地。调查持续数周便告结束。原田归国不久，发表了《关于元上都遗迹》一文、驹井和爱发表了《关于元上都及大都平面》一文，后又有师生两人合编的《元上都》一书，解明了元代上都由内城、外城和禁苑三部分构成等问题，推定内城北端原有高土坛和都城宫殿原建于这一高土坛上，同时认为内城的的两侧存有寺院遗迹。断定外城的一边原为2200m长的方形，外城的北边和西边开设有禁苑，城外的东、南、西三方拥有大道，沿着大道两边建筑有商店和民居。

1938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设“考古学讲座”，这是日本最早的“考古学讲座”之一，原田淑人担任“考古学讲座”教授，他的学生驹井和爱任讲师。

大同调査

1937年6～7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以原田淑人为调查团团长，关野雄、澄田正一等人为组员的大同调查团，对中国山西省大同附近的北魏平城址和王陵进行了调査。

赵王城遗址发掘

中国辽阳汉墓发现的公元1～2世纪的陶器

1940年8月，在日本东亚文化协议会的策划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邯郸赵王城遗址考古团”。同年8月24日，原田率团对位于中国河北省邯郸市的战国时代赵国都城遗址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古挖掘，至到9月24日结束。参加这次挖掘的团员有驹井和爱、伪蒙疆学院教授小林知生、当时在北京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关野雄和岛田正郎以及原北京大学教授姚鉴等人。发掘出的器物主要是瓦当、砖等建筑构件和一些珍贵的铜镞、玉片、铁器等。其中一部分拿到了北京，一部分带回了日本。这次发掘报告书的原稿于1944年的“东京大空袭”中被烧为灰烬。1946年，原田从东京大学退休后，邯郸赵王城遗址发掘报告书在其弟子驹井、关野两人的合作下再度编成，并于1954年以题名《邯郸》得以出版。

曲阜鲁城调査

1942年和1943年，日本东亚文化协议会主持了对位于中国山东省曲阜的周代鲁国都城进行的两次考古调查。第一次的调査负责人为原田淑人，第二次的调査负责人为驹井和爱。

辽阳汉墓调査

原田淑人带队在中国辽阳汉墓调査现场

1941年和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成了以原田淑人为负责人的“辽阳汉墓调査队”，前后两次对中国辽阳汉墓进行了调査。1944年5月，在日满文化协会主持下，辽阳汉墓调查队再度成立。第三次调查是在原田淑人的提议下开展的，现场调查负责人为他的学生驹井和爱。第三次调查在辽阳汉墓一处石木椁墓中发现了壁画。8月，日本学者林徳男、水田恵三、林屋源之助、北野正男组成“壁画摹写班”，从京都出发，9月抵达辽阳汉墓遗址，开始了对壁画的摹写工作，至到翌年7月结束。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战败投降。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原田淑人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始于战前原田淑人主掌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随着战后原田淑人的退休也随之寿终正寝。

日本近代考古学开拓者浜田耕作

原田淑人和滨田耕作同被视为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但一般认为，“原田考古学”与“滨田考古学”存在区别。滨田耕作（1881～1938）早年留学西洋，专攻西洋考古学。归国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首任教授，后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滨田作为日本近代考古学的“京都学派”（代表学者梅原末治、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创始人，世有“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誉称。“滨田考古学”的特点表现在：由于他深受西洋考古学的影响，特别注重运用西洋先进的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从事教学和实践，讲究野外调查，将文献当作考古调查的辅助资料。而“原田考古学”与之有所不同。由于原田的汉学家传渊源，他从小受到汉学的深厚熏陶，加之后来在东帝大曾专攻过文献学，因而在“原田考古学”中，呈现出极为重视将汉文典籍与考古遗物密切结合慎重推敲、严密论证以解明问题的特点。为此，以原田为首形成的日本近代考古学的“东京学派”学风，同样与以滨田为首的“京都学派”有所差异，亦体现出“日本近代考古学”与“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在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

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怀抱幼子郭志鸿

由于原田淑人长期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日本弟子众多，又曾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一生酷爱汉学，因而拥有一些中国学友和留学生门人。北京大学教授马衡和沈兼士是原田早年交往的学友之一。原田淑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时的翻译即为周作人和钱稻孙，两人同样与原田有学术交往。钱稻孙还曾将原田淑人在北大的讲稿《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古文化之关系》译成中文出版。在日本原田交往较多的中国学者首推郭沫若（1892~1978）。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和生活前后20年，1928年郭沫若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住在市川市须和田，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得到日本东洋学家石田干之助、内藤湖南、原田淑人等人的支持，结实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研究成果。石田干之助、内藤湖南、原田淑人为郭沫若这次旅居日本10年的学术界三位著名学友，已为日本东洋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从这一时期郭沫若与原田淑人的通信中同样可窥一貌。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原田淑人任关东地区接待委员之一，陪同郭沫若一行参观访问关东地区。1957年4月23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原田淑人率日本考古学代表团一行10人来中国参观、访问、讲学达一个半月之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代表团一行在北京期间，受到郭沫若的热情招待。

中国辽阳汉墓发现的公元1～2世纪的陶器

中国现代“生活学”首倡者黄现璠（1899~1982）于1935年底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旧制，即研究院）时曾受教于和田清、加藤繁、池内宏、原田淑人等师。黄现璠在日本结识郭沫若便是由其师原田淑人引荐介绍的。在原田淑人的作陪下，黄现璠还请郭沫若吃过两次饭，时常到市川市须和田拜访郭沫若，讨论中国古代史问题，受切磋之益。 留学期间，黄现璠受到原田淑人于中国风俗、服饰研究方面的一些影响，回国后黄氏于40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发装考略》《我国坐俗古今之变》《日本人之坐法》《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社会生活史研究论文，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先驱之一。

中国著名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1904~1996）于1935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究东方艺术史，受教于原田淑人、田边尚雄等师。返国后的1939~1941年，常任侠参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胡小石、马衡等人共同主持的重庆江北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常任侠曾将原田淑人的一些论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者，例如原田淑人著，常任侠译《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原田淑人著，常任侠译《中国服装史研究》，从而丰富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内涵。

原田淑人不仅开创了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而且在东洋风俗和服饰史研究方面被公认为日本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先驱，一生著述较丰，主要论著有：

*《泉屋清赏镜鉴篇》《泉屋清赏续篇》《陈氏旧藏十钟》（泉屋清赏别集），原田淑人、滨田青陵、内藤虎次郎等编，日本大正年间印制。

*《支那唐代的服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东京：丸善，1921年。

*《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4），东洋文库，1925年

*《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辑），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年。

*《汉六朝的服饰》（东洋文库论丛第23），东洋文库，1937年；东洋文库（东洋文库论丛第49），1967年9月增补版。

*《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0年；1941年再版。

*《古代玻璃》，小山书店，1949。

*《日本考古学入门》，吉川弘文馆，1950年。

*《东亚古文化论考》，吉川弘文馆，1962年。

*《古代人的化妆及其装饰》，东京创元新社，1963年；刀水书房1987年1月重印。

*《考古漫笔》，郁文社，1970年。

*《唐代的服饰》，（东洋文库论丛第51），东洋文库，1970年3月。

*《东亚古文化说苑》，原田淑人先生米寿记念会，1973年。

*原田淑人著，钱稻孙译：《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古文化之关系》，1933年。

*原田淑人讲，译者不明：《从考古学看中日古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第四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原田淑人著，常任侠译《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北京：美术研究，1958年6月。

*原田淑人著，常任侠、郭淑芬、苏兆祥译：《中国服装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2月。

*原田淑人著，译者不明：《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敦煌资料，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