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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 编辑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次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逝世。
别名:杨承瓒
字:皙子、名度
号:虎公、虎禅、虎禅师、虎头陀、释虎
所处时代:清末→民国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湖南湘潭
出生日期:1875年1月10日
逝世日期:1931年9月17日
主要成就:参与清末立宪活动
主要作品:《君宪救国论》《湖南少年歌》《国贼孙文》《无耻黄兴》
本名:杨度
毕业院校:日本法政大学
葬地: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早年生活
杨度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闿运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室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即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称赞。
杨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度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光绪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湖南少年歌》全文)。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光绪三十年(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立宪活动
杨度手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同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宣统三年(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追随复辟
杨度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发生了张勋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1918年)被特赦返京。
加入中共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未答应。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
杨度与长子杨公庶(右)、次子杨公兆(左)
民国十六年(1927年),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民国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最后时光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开创了先河。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声势盛极一时。
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王闿运:“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
蔡锷:“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既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 开明统治者身上。所以,从留学日本时起,父亲就一直注意国内的政治动向,寻找这个"有为者",希望他带领大家立宪革新。这也正符合了他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思想。”
杨度之孙杨友麒说:“我也有点可惜杨度,从才能上讲,他不比梁启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浪费在政坛上了。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他是一个书生,书生就干书生的事多好。”
挽联
挽王闿运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黄克强: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蔡松坡: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孙文: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梁任公: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歌曲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沈心工作曲,是一首影响较大的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联集
1.赠世光
怀新道转迥;
虑澹物自轻。
2.自题书斋
五六月间无暑气;
二三更里有书声。
3.贺董健吾婚
但哦松树当今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4.题南京扫叶楼
每因凭眺伤时局;
独倚江山念古人。
5.题杭州西湖玉皇山得意亭
雨树晴山分画谱;
白云红叶尽诗材。
6.挽郑汝成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7.挽范源濂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8.题风尘知己远春墓
风雨送春,落花有恨;
蹉跎怜我,报国无门。
9.四十四岁自寿
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
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10.自挽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11.挽师王闿运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至今颠沛愧师承。
12.挽梁启超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3.题岳阳楼
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
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
14.题济南珍珠泉
随地涌泉源,对澄澈一泓,莫使纤尘滓渊鉴;
隔城看山色,祈庄严千佛,广施法雨惠苍生。
滓:使污浊。 法雨:佛家语,谓法润众生,譬之如雨
15.挽黄兴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16.挽孙中山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17.挽蔡锷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8.挽黄修元
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
羡君能解脱,唯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
19.挽谭鑫培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幡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20.挽袁世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1915年8月,杨度、严复等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死去,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此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辨
21.代叔父杨凤梧挽伯父杨瑞生
尔悲逝父,我哭亡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盗;
心念亡人,眼看后辈,衰颓余一老,可怜挥泪说身家。
22.挽伯父杨瑞生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23.贺袁世凯称帝
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
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24.挽黄兴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勿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长子杨公庶: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化工专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妻乐曼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以80高龄病逝于北京。
次子杨公兆:为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妻葛敬安。他的一个曾孙杨念群发现了杨度日记(1896—1900年)。
女儿杨云慧。
“走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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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有一段“走狗”言志的典故。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第二天,“走狗”言志的故事,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做吹鼓手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幅漫画讥讽杨度为袁世凯的走狗之首,所谓狗头军师杨也。实际上,此时的杨度自视甚高,要做洪宪第一功臣,实现自己的宰相梦。
书生气浓
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但与梁士诒比较,杨度书生气甚浓。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以“财神”、“二总统”着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不脱书生气。
入党秘闻
“杨度是我们的人”
记者在雨湖公园杨度塑像后,浏览着最后一幅浮雕——“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秘密党员”,脑袋里不断地浮现杨度政治色彩被颠覆过程。
“帝制余孽”,从1915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生前逝后杨度的政治帽子,而且上了历史教科书,也上过大型工具书《辞海》。可周恩来的一句话,让杨度政治帽子的色彩大变。
1.
人民日报
公开杨度入党秘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鞍前马后的人,怎么会跨越这么漫长的心路?
其实,王冶秋接到周恩来指示后也颇感疑惑。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也没有听说杨度入党之事。于是,王冶秋让人把周恩来指示传达到承担《辞海》修订任务的中华书局,却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性质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2.
夏衍
曾是杨度单线联系人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指着夏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握了握手。潘又对夏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也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很可能是“情报盒”。出了门,潘才告诉夏:“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度)。”夏衍当时大吃一惊。
3.
1949,叶圣陶等
“闻者皆惊诧”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度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曹禺、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度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后人说,杨度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确实,入党后的杨度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1930年,他的女儿、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
4.
毛泽东:
“杨度是我们的人啊”
与叶圣陶等“前所未闻”不同,另一些人早就看出苗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一文写道: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为了寻找关于杨度的资料,他们找来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湖南人)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除了陶菊隐,当事人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是章士钊。不过,那是杨度逝世18年后的1949年2月的事了。当时,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家一些成员也早就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杨度的孙子杨友麒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1949年4月,他的父亲、杨度的长子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后得知,当时正在国共和谈,父亲随着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还告诉他,是毛泽东让国民党一方的和谈代表章士钊把他父亲带去的。于是,杨公庶是以代表团“电报员”的身份去了北平。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杨家人也受到冲击。红卫兵骂杨度是卖国贼。杨的二太太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5.
陈赓,
杨度入党发展人?
党史专家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可谁是杨度入党的发展人?
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了,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一般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同乡。
上世纪20年代,陈赓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电视剧《陈赓大将》第五集中,就专门讲了陈赓发展杨度入党的故事。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可以“合理想象”,但确有根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度夫人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王绍先带着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至于杨度和陈赓谈了些什么,外人当然无法知晓,一个事实是杨度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赓如何结识杨度的?是通过王绍先。王在上海滩是以画家身份为掩护的,齐白石的回忆中就多次出现过王绍先这位画友的名字。王时常来杨家聊天,还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让杨度“关起门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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