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这三种理论具有不同的知识与时代背景，在不同的时期先后占据了发展理论研究与应用的主导地位。不过在此演变的过程中，前者并未被后者彻底代替，也没有因为后者的出现而最终消失，相反，仍然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大致说来，它们之间有一种前后承转的关系。

现代化理论处于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现代化理论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基于某种基本观点的一致的理论流派。现代化理论在对欧美现代化发展进行概括抽象的基础上，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它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化，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要实现这种转化，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价值观。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立与转化是其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现代化理论运用关于欧洲社会变迁与社会进化的经典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广大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欠缺和不足。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但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所带来的差异更令人瞩目。理论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而进行现代化实践的却是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运用西欧自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来解释和指导当代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时，首先遇到的就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即能否用解释西方社会历史变革的理论来说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对此作出了完全肯定的回答，而在这一肯定回答的背后隐藏着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基本观点：

（一）西方文化中心论

（二）社会进化论

（三）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过渡

（四）发展的内因论

（五）发展道路的同一论

总之，脱胎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结构功能论的现代化理论，基于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的简单二分法，不仅没能很好地解释西方社会的发展，而且在研究广大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暴露出了更大的不足与欠缺。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开始认真考虑批评者的意见，对其原有的理论进行修正，并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经过修正后的理论被称为“新现代化研究”。修正后的“新现代化研究”较之以前的“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首先，“新现代化研究”抛弃了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认为它们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传统对现代化的发展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阻力，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其次，“新现代化研究”抛弃了高度抽象的类型学研究，而代之以具体的个案研究，重视历史对某个特定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作用；再次，“新现代化研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其关注历史和具体研究的逻辑结果；还有，“新现代化研究”关注外部因素对当地现代化的影响。

尽管现代化理论有各种缺陷，但它毕竟使人们注意到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从而也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反应。它首先将大批学者吸引进入联合国及其他发展机构中，将广大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作为其理论的实验基地，这对于拓宽发展研究的领域，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处于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与现代化理论利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与转化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不同，依附理论主要是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内因论，那么，依附理论便是一种外因论的欠发展观。依附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取代了现代化理论在发展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不久，依附理论又被世界理论取代。因此，可以把依附理论视为从现代化理论向世界体系论过渡的中间理论。

依附理论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其关于资本剥削与资本扩张的理论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借鉴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例如：谬尔达尔（Gunnar Myrdal）、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等人的理论观点而形成的。

依附理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片面性，它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我们看待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代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兰克（Andre G.Frank）、阿明（Samir Amin）、桑托斯（Santos）等人。

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相比较，在三个方面是相同的。（1）研究旨趣相同，二者都关注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探讨其发展的途径，道路和模式等；（2）理论范式相同。二者都采用二分法对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进行概括，在现代化理论中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二分，在依附理论中是“核心”与“边陲”、“中心”与“外围”的二分；（3）研究方法相同。二者都是在从地区性发展问题的考察中归纳出抽象的理论，并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

但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分歧也是很明显的，其中一些根本分歧如下：

1. 理论和现实背景不同；

2. 分析角度不同；

3. 对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况的解释不同；

4. 对发展途径的分析不同；

5. 对西方化认识的差异；

6. 对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同；

7. 对发展前景的认识不同。

依附理论的缺陷：

首先，依附理论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自己却又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与“欠发达”、“核心”与“边陲”的二分法之中；

其次，依附理论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同时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

再次，依附理论基于“核心”与“边陲”的二分，在其外因决定论的前提下，认为发展与依附是不相容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

还有就是依附理论的普遍性问题。依附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与现代化理论一样有失偏颇。

第三 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论是发展理论的第三阶段，这一理论是沃勒斯坦（Immamuel Wallerstein）及其同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世界体系理论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论那样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并从二者的关系中来分析发达与欠发达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探讨其总体的发展规律，并从其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作为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同一阶段的发展速度，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东亚的社会取得了全面进步。这是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不能解释了。另外，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一系列事件而遭受挫折。越战的失败、石油危机等给美国以沉重的打击，70年代后期出现了经济“滞涨”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这就迫使人们进一步重新审视这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现实呼唤着新理论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体系论便应运而生了。

在世界体系研究中，沃勒斯坦探讨得最多的是世界体系本身的整体发展规律。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整体发展规律，即两种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形式：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节律。

世界体系理论是发展研究中的最新理论，它着重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发展的总体态势，并从中探求单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尽管它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相比有诸多的进步之处，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发展理论的再思索

“二战”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受不同的理论传统的影响，也建构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式，并先后在发展理论总占据主导地位。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展研究中不见了主导理论，这三种理论处于并存互动的状态，继续从各自的视角进行探讨。

一、产生背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是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国家发展成为许多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事务。它们试图利用多种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其中一种。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模式：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经济增长。而历史证明，将现代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倾向于重新定义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大众传媒在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基本观点

（一）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

1、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2、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

3、支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威廉?哈森：具体化5个方面

1、所有大众传播工具都应由政府进行调动，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

2、媒体因此应该支持政府，而不应对它挑战。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为国家财产，它是一种稀有的国有资源，必须被用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目标服务。

4、一个暗含、并不经常被表述的观点是：当大多数实行发展理念的国家仍不得不面对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种族在内的种种问题时，个人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批评者认为这种理念为旧式极权主义提供适时的理论基础）。

5、这种提倡媒体应接受指导的理念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国记者进出国境，以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进行控制方面，每个国家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具体理论和人物

（一）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

1、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2、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消除这种信息不平衡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3、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有守望环境、参与决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

4、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具体可以发挥的功能，这包括：

（1）扩张视野，使传统社会的人民把眼光放在将来以及现在的生活形态，并通过媒介唤醒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的整合。

（2）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的重要发展项目。

（3）提高人民的抱负，拒绝被命运摆布。

（4）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气候。

（5）与人际管道沟通。

（6）赋予人与事以地位。

（7）扩大上下沟通的政策“对话”。

（8）执守社会规范，使人不敢轻易逾矩。

（9）形成文化口味。

（10）改变比较不重要的态度，疏导强固的态度。

●评价：对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持完全乐观的态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过高地估计了大众传媒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是“现代人格”的放大器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勒纳《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1985年）

1、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机构，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是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社会机构。

2、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传媒信息、普及教育、参与政治、舆论监督。

3、特别强调人的现代化。将现代性人格定义为“移情性格”，即考察世事不限于个人狭隘经验，能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工业化使人摆脱传统社会长期造成的惰性心理，勇于接受与自己以往的经验截然不同的新思想、新事物，关注个人经验范围以外的事情，敢于尝试社会赋予自身的新角色。

4、最重要的论点：大众传媒不仅能刺激“移情性格”的产生，还能将这种人格传播至全社会，即在国民中普及此种人格，故称为现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

（三）媒介塑造现代性人格（英格尔斯）

1、国家落后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状况，也表现为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要求人的素质方面的改变。

2、英格尔斯最突出的贡献是从心理学家角度提供了传统人和现代人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人（害怕革新，被动接受命运，敌视新观念，与外界隔绝等）的性格特质轻易不会改变，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首先解决人的现代化，培养皿中的现代化人格。

3、人的现代性形成与大众传媒的使用密切相关。传统人倾向于将大众传媒视为危险之物，认为它败坏了良好的风尚和道德，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因而抱有敌意；而现代人则愿意积极同信息来源保持接触。较现代的人对新的现代大众传播工具较信任，不太现代的人则重视传统的消息来源。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媒接触。

（四）大众传媒的创新扩散功能

（罗杰斯《创新扩散》，1962；《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1966）

1、提出曾经是发展传播学研究主导范式的创新∶扩散模式。他将传播视为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

2、创新的扩散过程包含四个环节：①创新发明；②扩散，即传播推广创新发明的渠道；③时间；④创新发明的对象：社会成员。

3、传播活动贯穿于创新扩散模式始终。首先传播（主要是大众传播）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创新事物、采纳创新事物的方法、途径和利益等；其次传播是个人之间、领袖与民众之间交流的渠道，可以用来劝服人们接受创新与变革，人们利用这些渠道进行讨论，最后做出决策；最后传播可用来成功地教授人们采用创新事物所必须具备的技术。

4、创新扩散“四阶段论”（1977）：知晓、见解、决策、证实。

5、关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他将大众传媒视为中心环节，五个投入环节（原因）：读写能力、教育程度、社会地区、年龄和世界主义精神，经由大众媒介这个转换器的作用，即可产生五个产出环节（结果）：移情性格、务实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和进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