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

在《东晋门阀政治》这部书中，很大篇幅用于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士民在南迁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民军事群体。江左朝廷吸纳这种力量，令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做抵御少数民族南侵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以流民武装力量为基础。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相应地，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余庆拓宽视野，把它看成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面对着纷纭的史料、错杂的史实，田余庆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的考辨发端，由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上到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田余庆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浓重了，而且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为魏晋南北朝史的解释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东晋门阀政治》

秦汉魏晋史

《秦汉魏晋史探微》汇集了田余庆在1979年至1989年间的一批论文，共19篇。这些论文就秦汉魏晋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新见。《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对秦汉之际的楚地反秦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通过探讨秦政权、陈胜政权与汉政权之间关系，展示此期的政治发展的宏观趋势。《论轮台诏》一文，考证汉武帝由帝国扩张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转变；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线索，尤有新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论：“在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阶段，专制政权的干预所导致的依附关系发展的迟缓，也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涉及了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论断，其中对专制政治与经济依附关系的分析，可与“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之论点相呼应。《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权在草创期，与世家大族、黄巾余部、地方豪强等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隆中对>的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蜀史四题》等考察蜀国政治史，对千古闻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根据、来源和可行性重新评析，指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缺乏可行性；通过对大臣李严的兴废，展示了诸葛亮用人政策之实质，即如何处理刘备荆楚势力、刘璋势力和本土势力几个集团的关系，这个着眼点，显然高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泛泛之论。以往孙吴史的研究者，大抵把这个政权视为孙氏集团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产物。而此书所收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等文，又揭示了孙氏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还曾存在尖锐对立、相互敌视的阶段，两个势力的最终合作，乃形势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拓跋北魏史

田余庆把视线转向北朝，转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并陆续发表论文，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关论文，汇总为《拓跋史探》一书（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这时候田余庆已值耄耋之年，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属难能。北魏史的研究，汉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镇起义等向为热点，研究者众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国家政权发展的早期历程，则因资料奇缺，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就是在这个资料奇缺之处，田余庆又有新论。

田余庆从一个具体细节，也就是“子贵母死”制度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系列论题，如“离散部落”等问题。它们都围绕着这一主题：拓跋集团由草原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拓跋族面对着什么问题又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进而思考草原部落向国家转化时的规律性现象。

其《拓跋史探》中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体制性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国家进化的历程中，一族与他部族的姻戚、结盟、共生等关系，对国家发育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国家、王权诞生后，这种影响还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热点之一。近几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国学者一度以阶级斗争解释国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是各部族间的联盟、对抗与征服分外活跃。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

《拓跋史探》

获奖情况

田余庆自评：教书不只是一个吃饭的职业，也不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我教学生，学生进步了，提高了认识，又会提出新的问题，反馈给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我探索新的领域，获得新的认识。

祝总斌：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先生的研究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其文章很少应景之作、急就之章，篇篇精粹可读，这一点在学界颇有口碑。

孟宪实：田先生治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公认最有成绩的历史学家。当年唐长孺先生去世的时候，周一良与田余庆先生撰联认为唐先生是陈寅恪之后最有成绩的史学家。周先生已经去世多年，田先生也走了。一代史学风流，如此逝去。哀恸，哀恸。

楼劲：毫无疑问，他是继陈寅恪、唐长孺之后，我们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面旗帜。

徐冲：

①自己从田先生那里获益无疑是十分大的。每年给复旦历史系本科生讲中国古代史，一定会郑重推荐田先生的书。

②读田先生的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是如此早地摆脱了时代思潮的束缚。

孟彦弘：有两点可概括田先生。一是学问有追求、上境界。沉潜深思，出手不凡。他们这代人，大学毕业，即解放，然后就是运动；“文革”结束，已五十多岁，读书的大好年华被“运动”了，但最后取得了这样好的学术成绩，令人钦佩。也许是因为没有量化考核吧，他最重视的，是学术论著的质量，强调的始终是心得、闪光点。《东晋门阀政治》作为个人著作，获当年的国家图书奖，良有以也。二是作人律己甚严，有所为有所不为。盛名之下，异常清醒，从未挂着主编，主持编写大而无当，甚至是不三不四的大书，可谓爱惜羽毛。放眼这十几二十年的学术界，田先生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难能可贵。

胡宝国：

①在学术上，他这一代人本来优势不多，因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他们旧学基础不能跟上一代比，在对于国际学术新潮流的了解、理解上，他们也不能跟现在的年轻人比。不仅没有优势，相反，这一代人实际上受僵化的教条主义影响最深。但是田余庆先生与同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受僵化理论影响最小，他的思考特点是，总是拒绝从概念出发，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去发现问题。回答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他本来可以活得十分热闹，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低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李开元：

①先生的学术，精致幽深。先生行文布局考究，文辞洗练精美，有一种难得的历史学之美，我曾经概括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先生史学之另一个特点是高瞻远瞩，能够从细微而不为人所察觉处钩沉出史实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刻画出贴切深邃的时代精神来，这是史家治史的至难和极致，由此而现的先生之史学，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史学。先生的史学论文，索隐钩沉考证，夹叙夹议叙事，绝无庞杂的臃注，只有精当的选文，那种起伏跌宕的说理推论，娓娓道来的解释叙述，不但可以作史学论文研读，也可以作文学作品品读。

②先生著文，对于史料之选用谨慎而精细。《通鉴》叙巫蛊之乱，使用了《史记》《汉书》以外的史料，先生查不到出处，信其有而有所不安。最近，有学者考证这些史料可能出于《汉武故事》，先生的不安庶几可以尘埃落定。至少自司马迁以来，用历史故事作史料编撰史书，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新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战国秦汉以来，大量的历史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公用的资料库，外交家用其作为游说的谈资，思想家用其作为论说的插话，历史学家则用其作为编撰史书的材料。这些历史故事，年代不清，真假混杂，又掺杂变形夸张，改写创作，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时候须要作编年的排比和真伪虚实的鉴别，最是考验史家的见识能力。

③先生之学术，多从宏观大局着眼，从微观细处入手，结论在史实关系间的中观层面。我曾经当面将先生的史学，称为中观史学的精品。先生自谦说，太大的题目，我把握不住。然而，通观先生之论著，自有其宏观大局的眼点。先生主治政治史，其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在于皇权。

阎步克：先生总说能拼搏的时日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他平日里很少从事社会活动，淡泊名利，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经常嘱咐我们，学者真正的价值要以自己的作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