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现代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笔名有邓云特、殷洲、狄曼公、卜无忌、于遂安、马南邨、向阳生。 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1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乌石山麓。 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 1937年，出版史学专著《中国救荒史》。1945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1957年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1961年3月19日，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 1962年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拓被迫害致死。1979年，获得正式平反。

中文名：邓拓

别名：邓子健（原名）、马南邨（笔名）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福建闽侯

出生日期：1912年2月26日

逝世日期：1966年5月18日

毕业院校：河南大学

职业：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

代表作品：《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191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乌石山麓。1919年，进入闽侯小学就读。1923年，升入三牧坊中学。1926年冬，与同学傅衣凌等人组织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

邓拓作品

邓拓作品

邓拓作品

邓拓作品

邓拓诗书作品

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同年秋，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6月，离开光华大学，前往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同年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参加了上海法政学院的一次考试，后又插班进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入党后，邓拓一面在法政学院学习，一面积极的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担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中共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法政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学校组织抗日演讲队，分赴卢湾、八仙桥、龙华路等地进行抗日形势的宣传，邓拓作为学生会干部，出面参加了一些会议组织的接待工作。1932年12月11日，邓拓因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中被捕。关押期间，邓拓遭受残酷迫害。

1933年春，邓拓父亲托人将邓拓保释出狱，邓拓有感，作《出狱》诗一首；同年秋，回到福州，拜访了一些同学和老师；10月，以“邓云特”的署名发表了题为《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一文；12月，参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白天外出，晚上走访一些工人家庭。1934年春，抵达上海，在六里桥一个中学任教员，并通过友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年秋天，西行北上，前往开封，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

1935年，一二·九运动展开后，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10月，以“邓云特”笔名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1936年暑假后，邓拓在开封参加了“民先”，并先后担任河南大学支部、开封“民先”运动支队长，进行散发传单、联络工友、进行爱国救亡的宣传，并创作了专著《中国救荒史》，分析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灾荒发生发展的历史。

1937年春，在一次“民先”活动中，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的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邓拓在关押一个月后出狱。出狱后，他曾作为“战地服务团”一员到河北束鹿一带前线慰劳抗战的军队；9月，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奔赴晋察冀根据地。为了表示要开拓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天地，他的名字由邓子健、邓云特改为邓拓。邓拓到边区后首先在边区省委工作，12月，省委成立军政干校，邓拓被安排到干校当政治教员。

1938年2月，边区党刊《战线》创办，邓拓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抵达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敌报》工作，担任报社编辑部主任，开启了新闻生涯；4月中旬，《抗敌报》（后于1940年12月改为《晋察冀日报》）由军区政治部划出改为边区党的机关报，邓拓担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7月3日，以殷洲为笔名在《抗敌报》上发表诗作《历史的壮观》；10月1日，因日寇入侵，报社在邓拓的领导下，分成两个梯队，从五台山往阜平方向转移。抗战期间，邓拓坚持同日寇进行斗战，克服印刷条件办报。

1939年2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的长篇报告。1940年12月11日，发表《一党专政还是民主宪政》的社论，对国民党少数人搞专政独裁，妄图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进行了揭露。

1941年2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论民族气节》的社论，深入论述了发扬民族精神的问题；3月，邓拓以狄曼公笔名发表《唯物辩证法简编》（连载）的文章，此后一共发有8篇文章。 1942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邓拓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系统的评价和论述毛泽东思想。

1944年后，《晋察冀日报》在中央指示下检查工作，邓拓多次在报社工作会议上检查了领导工作的缺点，并遵照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的社论；4月3日，在边区通讯工作会议中，作了《改造我们通讯工作的报道方法》的报告。 1945年5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8年6月，随着解放区形势的发展，《晋察冀日报》奉命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作为“十年患难与共”的报社主要负责人，邓拓赋诗一首，题为《晋察冀日报终刊》；12月，随彭真、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从平山县前往北平西山； 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

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3月，随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大队人马进驻北平西山，协助参加城市的接管工作；3月15日，《人民日报》的北平版即停刊，改出《北平解放报》，邓拓任社长；6月，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任命邓拓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邓拓作为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秋天，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

1949年年底，为市委起草了第二期工作决定《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对建国后城市的社会治安、经济管理和建设、党的领导、思想文化的教育以及职工纪律等作了认真的分析；12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委任邓拓为兼职教授。

1950年6月12日，前往燕京大学作了题目为《谈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报告；6月17日，在北京向民主促进会的部分政协人士宣讲《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分析了实行共同纲领，恢复生产，争取和平转变的问题；6月18日，他前往清华大学作题为《新革命中党的领导和建设的问题》的报告； 同年，创作了《是谁领导五四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文章。

1952年，为纪念苏联《真理报》出版40周年，写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的文章，介绍了中国报纸的在新生活斗争中的作用； 6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邓拓作为总编辑主持人民日报全面工作。

1954年2月，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莫斯科。1955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委员，并承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专题。1956年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波兰； 7月，在邓拓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8月15日，在党总支会上作了《关于编委会的领导工作问题》的发言，就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195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邓拓任主席； 4月，因在《人民日报》排发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等社论，遭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不公正的错误批判； 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 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同年夏天；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作了“技术性修改”后重新出版，由文言体改为白话体；同年年底，沿着新修的宝成铁路南行，写下了《英雄的路——宝成路正式通车有感》和《陈仓道上》两篇散文。

1958年4月21日，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召开的扩大会上，作了讲话，对报纸在建国以来执行党的宣传方针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回顾，检讨了一些问题； 8月，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2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用学术问题搞政治阴谋的报告。

1961年3月19日，应《北京晚报》之约，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其中对大跃进政策做了含蓄的但是尖锐的批评，并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

1962年2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关于历史学报告会上，作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的长篇发言； 8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学校政工干部学习会上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分析；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11月，收结了《燕山夜话》最后一集，交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64年3月，前往到内蒙古召开会议，多次同《包头日报》社和有关同志谈报道宣传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1965年，写下《记梦——用毛主席〈答友人〉七律原韵》诗作；12月，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16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是最早公开批判“三家村”的文字，文章发表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966年5月8日，江青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诬蔑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日，关锋发表了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诬蔑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5月16日，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资产阶级立场》，诬蔑邓拓是历史上的叛徒。 自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越来越密，各个省市、各条战线、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声讨邓拓“黑帮”的消息连篇累牍。

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经历了大量莫须有的批判后，邓拓写下遗书；5月18日，服安眠药自尽，终年54岁。

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

邓拓生活照

情感生活

1941年初的一天，邓拓从处理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血的控诉》的文章。写的是边区平山县的一个童养媳因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活动，被公婆和丈夫害死后尸体也被烧红的铁棍烫得惨不忍睹的事实。多年来，在边区个别地方，曾发生过抗日积极分子遭迫害的事件。这篇署名“路群”的作者就是以亲眼见到的“珠妮事件”，投书报社，为抗日积极分子和妇女们伸冤。

“路群”就是后来与邓拓结为伴侣的丁一岚的笔名。当时，她在平山县边区四分区救国会做宣传工作。丁一岚出生在天津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血的控诉》一文寄出后，6月中旬，在这件残害事件发生四个多月之后，边区平山县政府作出正式判决，将两名主犯执行枪决。几天后，丁一岚收到了一封信。这是《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亲笔信。信中，邓拓很客气地对她的文章给予称赞，并鼓励她多向报社反映妇女工作的情况，多采写稿件。丁一岚十分友好地给邓拓回了信，这成了他们相识、结合的最初缘由。

1941年12月，丁一岚的好友任敏和另一位女同志安排了她与邓拓的会见，在瓦口川边晋察冀边区保育院朋友家中，这两位通信达一年之久的“有情人”终于相见。1943年初，邓拓和丁一岚向边区党组织递了结婚申请书，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后，于那年3月7日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丁一岚仍在四分区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到报社。1944年，邓拓与丁一岚同时进了中央局学校学习班。在这里，他们认真读了一些革命理论的书籍，受到了马列主义教育。

邓拓与丁一岚

笔名由来

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马兰村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是太行深处一座小村庄，在河北省地图上都找不到。但这里是原《晋察冀日报》根据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诞生的地方。

1943年秋，一股日寇进犯马兰村，企图一举消灭报社。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报社安全隐蔽，敌人在马兰村一连折腾了7天，一无所获。马兰村的游击组还运用地雷、冷枪歼灭了不少敌人。日寇丧心病狂地进行报复，抓来了40多名马兰村的乡亲严刑逼问报社的去向和机器器材的下落。马兰村的乡亲们宁死不屈，14人为保护报社献出了生命。后来，邓拓采用马兰村的谐音“马南邨”为笔名撰写文章，以此表达对马兰村乡亲们永志不忘。

亲人家属

邓拓的大女儿是邓小岚，1943年生于河北阜平，大学毕业后曾到山东工作，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邓拓的三女儿是邓小虹，1952年生于北京，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妇产科专家。邓拓的四子是邓壮，1953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国文联出版社主任编辑、副社长。

参考资料：

新闻思想

求真务实

邓拓在求学中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他所有的新闻理论和思想都是他实践得出来的真知。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使邓拓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实践提出了理论要求，实践需要发展理论。正是这种从实践中探讨和提炼理论问题，用来指导实践，使邓拓新闻思想呈现出求实的特点。在去晋察冀边区工作之前，邓拓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历和经验。主持《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边干边学，通过实践摸索出办报的思想和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得出了许多独特的办报思想，如“游击办报”。实践出真知，由实践得出来的真理尤其符合当时客观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指导实践向前发展。在领导《人民日报》时，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随着环境的变化，办报的思想和方法也要随之改变，邓拓从实际工作中提炼出一些求实的新闻思想，如加强报纸的宣传，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社论的编发。《人民日报》改革后，提倡走出报社大门到生产建设中去，写作反映建设者的建设工作和生活的文章。新闻理论也要不断创新，邓拓在之后的社论写作有新的变化，转向扑捉新生活的素材，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他的社论报道着眼于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都是针对事实来理论，而不是空论，泛论。

史家办报

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时曾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邓拓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熟读史书，在史学研究方面也做出卓越的成就。他深厚的史学修养和高深的史学造诣，都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当中。邓拓的史家办报又有两个特色，一是敢说真话，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注，对历史、对社会及人民的责任心。二是在新闻评论中融入史识，借古讽今。《晋察冀日报》“三千页战史”真实客观全面地记载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他曾经说过要使该报成为“晋察冀边区广大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新时期的奋斗的标准。”在主持《人民日报》期间，邓拓撰写60篇社论，这些评论以“敢说真话”而著称，表露他史家办报的锋芒。邓拓敢于在社论中用史识借古讽今，对生活中不良的思想问题加以针砭。《燕山夜话》合集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体现了邓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史家办报的特色。他把新闻的反映客观现实、注重实践精神和史籍相结合，借一些典故和史实，总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燕山夜话》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并没有冲淡对现实的关注，而是更能体现出他对现实国家和民生的关怀。这些都体现了邓拓史家办报的风格。

现实指导

在整个新闻工作生涯中，邓拓一直注意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文章把高度的理论水平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深奥的理论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联系起来，即深刻又通俗，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邓拓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他主持《晋察冀日报》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服务于战争现时状况，边区反“扫荡”形势紧张，群众中和干部中的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很多，就越需要及时解决。每年反围攻、反“扫荡”大战以前，报社差不多都发表几篇甚至十来篇社论后，才紧急转移，几乎被敌人围住。如此拼命的目的之一是，争取把最急迫的迎战工作问题，用社论这种重要形式指出来，出建议，引起各方重视，及时发挥指导作用。他的社论，旗帜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他把社论作为引导和教育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他的社论主要是两类，一是生产方面的，关于农事生产及边区建设和战争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指导人们在党的路线方针下组织春耕生产和反扫荡时坚壁清野工作。二是关于战争下的民众工作，包括战时宣传动员、揭露敌人鞭笞丑恶，鼓舞人民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正是这种宣传群众、武装群众、鼓舞群众的新闻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具有指导作用。正由于邓拓新闻思想的这个特点，《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边区的一面旗帜，民族的号筒。

群众路线

在新闻实践中，邓拓将家国情怀的价值理念和实事求是的办报规律落实为具体的新闻生产流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并将能否坚持这条方针视为决定报纸存亡的生命线。但邓拓的“群众路线”与西方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接近权等现代性观念是不同的。邓拓认为，是否真正践行群众路线是由报纸的版面决定的，媒介的公信力是在与群众的不断互动中建立起来的，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通讯的惟一生命。为此，记者要走出社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听取他们的意见，理解他们的意愿，真实、全面地呈现广大群众的生活状态和情感需求，揭露和批判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邓拓认为，党报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新闻也是要讲给广大群众听的，这就要求党报工作者摈弃虚情假意的“欧化腔”“文艺腔”和各种高高在上的“官腔”，讲真话，吐真情，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报道新闻，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体裁要通俗，文章结构要通俗，语汇、语法通俗，在让群众听得懂的同时，感觉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温暖。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改版中，他也反复强调，群众中“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

舆论引导

舆论引导是党报的核心功能。毛泽东认为邓拓“优柔寡断”，是“书生办报”。实际上邓拓是非常重视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的，只是他作为党报工作领导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和程序。在邓拓看来，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源于它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尊重，及由此而来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关键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作为中共党员，他要遵守组织纪律，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作为新闻人，他要守住真理原则，遵循新闻规律。否则，“锣鼓一响”，报纸就“跑到街上来”，无组织，无原则，在损害党报公信力的同时，最终也会丧失它对群众的舆论引导能力。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始终坚持先请示，得到批准后再稳步行事的宣传纪律。对于重大报道任务，他带领报社人员，制订详细、具体的宣传计划。如果宣传计划没有得到批示，就硬着头皮按兵不动。这种政治上的忠诚、组织上的慎重和对党报工作的严谨，体现了邓拓对党报权威的爱护。邓拓提出，社论要“落地”，就必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分析当前形势和群众生活中，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对群众进行舆论动员，引导广大群众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大局意识和中心任务。如此，党报在服务大局、关心群众中进一步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中更好地服务大局和关心群众生活，按照群众路线进行新闻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

文学创作

救荒思想

1937年，邓拓发表了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中国救荒史》在写就《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已经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近十篇十几万字研究历史的学术论文。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问题》中，邓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反驳了当时史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中国没有走上产业资本主义道路以前，有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曾经有过许多发展变化”，但依然是封建社会，在当时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上述这些历史学术文章，为邓拓写作《中国救荒史》打下了研究基础。

邓拓在广泛占有资料、全面研究历史之后，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邓拓开始写作《中国救荒史》。全书共计24万字，用文言文写成，成稿1937年6月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到1958年再版之时，改为语文体，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救荒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个人专著，奠定了邓拓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地位。邓拓在该书中，客观真实地对中国历代灾荒进行了梳理，指出“我国的灾荒之多，世所罕有”，对历朝历代的灾害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记录和分析，提出了灾荒的成因和影响。在邓拓看来，很多历代学者把灾荒形成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上，甚至看成是唯一决定因素，是非常不妥当的。他提出了灾荒形成的成因是“驾乎自然条件之上”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比如战争，一方面“可以促进灾荒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助长战争的蔓延”。邓拓在对灾荒史实的研究和梳理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将对自然条件的不受控制引向对人类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追问上，既体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和史学素养，又体现了作者关注民生疾苦，关注人类社会关系，同情和批判社会不公的“士大夫”情怀。“关注灾荒，是为了救荒”的邓拓还在书中研究了历代救荒思想以及救荒措施的发展，对历朝历代的救荒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真正有效的救荒政策，从根本上说，在过去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人民群众做了社会的主人，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揭开救荒史新的一页。

诗歌创作

邓拓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底蕴。从少年起，邓拓在其父亲邓鸥予的启蒙熏染下，就喜爱写旧体诗。他的早期诗歌已经开始体现他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的树立过程。邓拓创作的早期诗歌，从写作体例上看一般都是律诗，从风格上看集中体现了凝重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典雅谨严的艺术风格。邓拓的诗歌，是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他的诗思、他的诗才、他的诗魂、他的诗意，就蕴含在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里，而他不惜生命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抱负，又是通过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来。

社论创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邓拓的社论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作为主要特征。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报纸区别于其它报纸的重要标志。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自己的报纸作为宣传群众、武装群众、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报社及政论文章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为把报纸办成党在边区的喉舌和号角，呕心沥血，这在他为报纸撰写的社论中得到深刻的体现。邓拓的社论包括有以下几类内容：第一类社论是迅速及时传达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主旨集中，文字简洁流畅。第二类社论从捍卫党和人民的立场出发，表达邓拓对某一方面和某一共同性、规律性问题的理解，政治性强，主旨尖锐。第三类是理论文章，体现了邓拓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理论修养。这些文章是晋察冀边区和中国革命思想理论宣传中值得重视的文章，代表了当时理论宣传的高度。

政论杂文创作

邓拓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在政论写作方面有了较大的收获，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较之于战争年代创作的社论居多的政论写作来说，这个时期的政论文章则在论述事理上更加缜密，分析问题的角度更加理性。邓拓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解剖和探索，力图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透视一些社会问题，表现出一个宣传家和政论家的深沉思考。而到了1957年，邓拓的政论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邓拓重新操笔，写下了《废弃“庸人政治”》的政论杂文。文章针砭时弊、笔锋犀利，体现出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科学求真态度。邓拓在文章开头直接点题“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接下来直接举例现实中的真实情况来点出“庸人政治”的本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继而直接批判其危害性“这种糊涂的领导同能够害死人的’庸医’一样，都是在扫荡和废除之列的。”该篇文章是邓拓在这一时期政论杂感中直接以抨击社会思想问题为主的唯一文章，是当时政治民主生活化和文章写作“百家争鸣”的一个反映。文章代表了邓拓这一时期深入思考、探求真理的求真精神。但不久后的全面反击右派活动，阻挡了邓拓理性探索的脚步，邓拓不得不重新沉寂起来。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创作

1961年至1962年，邓拓应邀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杂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内容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章。二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谈读书、谈学习的内容。三是涉猎广泛知识领域的科普类文章。这一时期邓拓的杂文，对现实中的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给予了赞颂，对青年的学习修养给予了引导，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出了评价，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学知识作出了广泛介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现象和现代社会的丑恶嘴脸给予了揭露和鞭挞。杂文不但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独具风格，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邓拓在他的杂文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真理、提倡科学精神，坚持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坚持学习、提倡求知精神。《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思想探索的深邃结晶，是特定时代的文字抗争，折射出作者在追求真理、理性思索过程中人格和思想的光辉。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邓拓及“三家村”

邓拓的杂文重史识、史论，抓住现实，旁征博引，含蓄委婉，可谓雅俗共赏。（中国新闻网评）

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受过错误的打击。在他辉煌而曲折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为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敬仰。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就这样在他生命的盛年结束了一生。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人民网评）

邓拓同志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杂文家和诗人。他在抗日战争中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同时又是一位成长于烽烟战火中的行吟诗人。自抗战前的学生时代始，他一生留下了近五百首诗词，用诗词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革命事业曲折发展的轨迹和各时期人民的情感历程。他的散文作品表现出对革命者高尚情怀的礼赞，对革命前途的一腔激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当代作家铁凝评）

百年诞辰纪念

2012年3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袁鹰、刘陈德、王必胜、李玲、冯鹏生、李辉等作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发言，邓拓亲属代表邓小虹也作了发言。“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展”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揭幕，展出了邓拓的书画作品。

邓拓百年诞辰纪念

邓拓故居纪念馆

邓拓故居位于福州乌山北麓天皇岭东北坡下第一山弄，有一幢清末民国初四扇三间排双层木结构的小楼房。这里就是福州市博物馆所属的邓拓故居。邓拓纪念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把它命名为“邓拓纪念馆”。邓拓纪念馆馆址设在道山第一山弄7号。原为“乌石山第一山房”邓拓故居，1994年，辟为纪念馆，占地约1015平方米，陈列邓拓一生革命事迹。邓拓纪念馆内藏有邓拓的实物、书信、笔记、诗稿、文件、证件、著作、照片等文物，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德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