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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 编辑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清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同日本谈判,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6年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免职。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死于美国底特律。著有《一生之回忆》。
中文名:曹汝霖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877年
逝世日期:1966年8月4日
毕业院校:法政大学
职业:清末民初交通、财政高级官员
出生地:上海
代表作品:一生之回忆
原籍:浙江
1900年东渡日本, 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读书。留日期间, 鼓吹君主立宪, 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4 年回国, 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并兼商律馆编纂。不久考中进士, 授六品奏任官主事, 归商部候补。
1911 年春任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改当律师。
1913 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 月任外交次长。
1915 年在袁世凯授意下, 与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就《二十一条》举行谈判, 多次私访日使, 密议成交条件, 起草有关文件。
1916 年4 月任交通总长, 5 月兼署外长。同年秋, 继梁士诒交通银行总理, 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7 年7 月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
1918 年3 月又兼任财政总长。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 通过日本人西原龟三的关系向日本财团进行大宗借款, 由他直接经手的款目公开数字达一亿多日元,
1919 年五四运动中, 他与陆宗舆、章宗祥一同被斥为卖国贼, 其住宅赵家楼被群众火烧。6月10日被罢免。后又担任一段时间的交通银行总理, 不久被他所投资的井隆正丰煤矿公司推为董事长。
抗日战争时期, 先后被聘为伪华北临时政府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从北平迁居上海。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
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 在东京等地居住。
1957 年迁居美国, 1966 年8 月4 日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
曹汝霖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人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风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运动”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前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复古《饮中达观》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曹汝霖铜浮雕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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