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际昌，189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教师，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中文名：樊际昌

出生地：浙江杭州

出生日期：1898年

毕业院校：美国华盛顿大学

1926年，熊佛西任北大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樊际昌和余上沅，徐凌霄等也去该系任过教。

192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兼课业长，樊际昌受聘任北大教授兼注册部主任。1930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樊际昌受聘为北大文学院教授，心理系主任兼课业长（即教务长 ）。当时总务长是郑天挺，图书馆长为毛准。文学院长胡适，理学院长刘树杞，法学院长周炳琳。教务长的任务之一是协助校长，各院长，各系主任聘请教授。人数多时由校长在宴会上送聘书，人数较少时由教务长设筵席聘请，个别的则由教务长设家宴聘请。樊际昌家的常客有郑天挺、罗书培、李四光、刘树杞等教授。当然，聘请教授事先须取得有关院系负责人及应聘者同意。北大的教务会议有各院系负责人和教授代表参加，如马叙伦、陈用彤、杨度、周作人、丁文江、汪敬熙、江泽涵、陶希圣等。樊际昌对教务工作很严谨，对心理学和英语教学也很严格要求，他教心理学写教案都是在夜间用打字机打好，让助教译成中文，再经他修改后印发给学生。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和蒋梦麟两位教育家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下，定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学校声誉日益提高。樊际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以他的充沛精力和无私贡献默默耕耘。现在，新生考试作弊的行为，每年招考时有所闻。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樊际昌在北大上海考区监考，当时有一位应试者发现钢笔没有墨水了，樊际昌就离开考场去为考生找来墨水，中间离开约有十来分钟。这中间，考生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并未发现有违规现象。樊际昌后来对大家谈起这件意外的遭遇，很欣赏称赞考生们自律、自觉的精神。

1933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6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和我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20元。4月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樊际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搞书法，弄笙笛、南胡、箫等乐器。曾与祖母在我父亲和两位叔叔面前合奏《梅花三弄》、《高山流水》等。有时还将住在斜对门的刘半农请到家里小饮和曲。樊际昌对蒋梦麟先生始终怀有敬仰之心，偶尔也去蒋家拜望蒋先生及其夫人陶曾毂女士，但从无取宠之意，这在当时北平高教界传为美谈。樊际昌与陈雪屏、吴大猷等教授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一起聚会，打桥牌，关系十分融洽。

1935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聚餐会上，陆志韦等人提议组织成立“中国心理学会”得到众人响应，于是推举陆志韦、孙国华和我樊际昌共同起草了组织章程。1936年11月，由心理学者34人发出通知正式组织“中国心理学会”，樊际昌是发起人之一。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现有全国性学会中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之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由我樊际昌和潘光旦、黄子坚等负责南迁。1937年11月开始，三千余师生由北京抵达长沙，后因日寇不断轰炸，无法安定，决定再迁昆明。期间，樊际昌和师生，家属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38年3月下旬抵达昆明，三校改称西南联大。樊际昌众望所归，担任联大教务长，直至抗战胜利三校各自复校为止。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943年陈纳德将军率飞虎队来华助战，大批美方人员来到昆明，国民党政府令联大开办译员训练班，樊际昌任训练班主任。不久，史迪威将军率领更多的美军人员来到中国战区，需要更多的译员随军服务，樊际昌呈准招收大学三年级肆业生受训，短期内培养了大批合格译员，满足了抗战需要。

1946年5月，宋子文任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院长，因宋与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时有同窗之谊，调蒋梦麟任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秘书长，我樊际昌应蒋梦麟之邀，以北大借调之名，担任秘书长的助手。1947年春，樊际昌又随蒋梦麟去广州创办农村复兴委员会，任农复会秘书长，总务长。（总务长后由蒋彦士接任）新成立的农复会工作十分繁重，据我前辈告诉我：我父母结婚的那天，樊际昌在上海华山饭店的婚筵上不时有人员向樊际昌递交文件，听候指示，等待签字。当时手下称樊际昌为“樊阎王”，可见樊际昌工作之繁重。1948年樊际昌随蒋梦麟又去了台湾，1964年樊际昌从农复会退休，先后在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受聘任教，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

樊际昌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北京大学。樊际昌以“士为知己者用”为做人准则，忠于蒋梦麟先生，一生追随，竭心尽力。陶希圣在樊际昌辞逝后为樊际昌写的“跋”与“诛”恭录如后：“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教学苦心而无隐，治事干而正。暮年丧偶，终而病困，砥手砥足，此身何憾。吁嗟乎，景山旧游，至此将尽，怆我伤怀，莫可言状（跋）。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北京大学复校，其人事之特征，为以教授治校务，樊逵羽（际昌）先生即是以文学院教授而兼任课业长，学术地位既高，主管注册等事项，虽事物纷烦，而条理井然，群情翕服。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师生战时生活艰苦，逵羽仍讲学兼治课业事，头绪错综，劳累重而精神朗爽，风度潇洒如昔。战后复以北大教授调用于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政府搬迁台北，逵羽协助蒋梦麟先生筹划农复会，学者风范，无改于常。梦麟先生退休，逵羽也退休，重执粉笔，尽心教学。如与希圣相值，言谈讲论，一如往日景山东街时。历年来，旧友凋落，而直、谅，多如逵羽者，又谢世去，不胜其感慨之至。谨致诛词，略表悼念。”

樊际昌去世后，身边无子女在台，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负责人李崇道、蒋彦士等樊际昌生前友好组织治丧委员会于三月五日台北市立殡仪馆设奠公祭。为纪念樊际昌风范永垂、奖进后起，农业委员会依樊际昌生前惠捐款额设置了“樊际昌先生奖学金”。在阳明山墓地上，我们看到蒋介石和严家淦分别在樊际昌的墓碑上题字：“志业长昭”、“乐育垂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