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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 编辑
邓友梅
邓友梅，(1931年3月1日- )，笔名右枚、方文、锦直等。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庄村，出生于天津。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1942年参加抗战，1945年到新四军任文工团员，见习记者。1950年调到北京文联工作。发表小说《在悬崖上》，引起轰动。著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等。曾连续五年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邓友梅的创作风格可用刚健、平实四个字归纳。而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京味儿”小说是《那五》《烟壶》等。这批“京味儿”小说，大都取材于旗人的故事。作家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今日读者不大熟悉的旗人的生活画卷，给人以历史的感悟和现实的启示。
中文名：邓友梅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31年3月1日
职业：作家
出生地：天津
代表作品：《那五》、《烟壶》
笔名：右枚、方文等
邓友梅
邓友梅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邓友梅著有《邓友梅短篇小说选》《京城内外》等短篇集和《邓友梅集》《早逝的爱》《烟壶》《据点》及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一分钟小说一百篇》等。其中。《我们的军长》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邓友梅的作品译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挝等多种文字。
1942年，在其故乡山东参加八路军，做小交通员。
1943年，因部队精简，赴天津务工。在被某工厂招收之後，被强行押送至日本山口县的一个化工厂做苦工。
1944年，返回中国，并重新参加八路军，先做通讯员，之後一直在文工团工作。
1949年，在新华社某军队分社做见习记者。之後转业，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後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
1955年，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之後，为体验生活，在一个建筑公司担任基层领导。
1957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在辽宁省鞍山文联工作。
1976年，返回北京。
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主要作品
《在悬崖上》(1956年)
《别了，濑户内海》
《我们的军长》(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话说陶然亭》(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五》(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烟壶》(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寻访“画儿韩”》
《凉山月》
《京城内外》
《“猎产星座”行动》
《樱花·孔雀·葡萄》
《那五邵氏兄弟》
《“四海居”轶话》
《索七的后人》
邓友梅的著作
《那五》
获奖作品
《在悬崖上》 1956年获“处女地文学奖”一等奖
《我们的军长》 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
《话说陶然亭》 1981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不分一二等）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1982年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那五》 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邓友梅的著作
《烟壶》 1984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5年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邓友梅中篇小说选集》 1994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海峡出版社）
《中国人，上车！》 1992年海峡情征文特别
代表作品
《烟壶》
代表作品《烟壶》
邓友梅短篇小说选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1981-4
《邓友梅短篇小说选》是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邓友梅。
那五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2014-6
《有价值悦读：那五》是201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邓友梅。
烟壶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2005-9
北京曲剧《烟壶》根据作家邓友梅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于1995年5月23日在首都剧场首演，创造了不到一年连演100场的佳绩，专家们评价这出戏的成功之处是：好听、好看、好玩。该剧参加了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应邀赴台湾、上海、江苏等地演出。
在悬崖上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2013-6
《在悬崖上》是邓友梅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号《文学月刊》（《鸭绿江》前身）上。小说通过讲述一个技术员的爱情婚姻波折，相当集中地刻画了20世纪50年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和那个年代的情感波动。
1979-1980中篇小说选1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1981-2
京城内外
作者名称 邓友梅
作品时间1985-10
邓友梅 邓友梅，(1931年3月1日- )，笔名右枚、方文、锦直等。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庄村，出生于天津。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 1942年参加抗战，1945年到新四军任文工团员，见习记者。1950年调到北京文联工作。发表小说《在悬崖上》，引起轰动。著有《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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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上世纪50年代初，他练太极拳，挥收有度，如醉如痴。几年下来，他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学习。“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为生活规律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一时兴起，昼夜颠倒，无所顾忌，都是对健康有害而无益的。步入老年后，他越发坚守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8点钟左右开始工作，晚饭后进行1小时散步，晚上l0—11点上床休息。邓友梅早在1989年就使用电脑写作。他把电脑视为健身器，长期敲击键盘使他的手关节活动自如，反应敏捷。在各种会议差旅的间隙，都能见到他敲字的身影。
为陶冶情趣，全身心地融入生活，邓友梅又热衷起钓鱼活动，并荣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偶得闲暇，兴致所至，三五鱼友，垂钓岸边，其乐融融。可谓‘益莫大焉’。”
命运是一条路,左手是悲苦,右手是幸福......两界
这是2004年冬天一个寒风肃杀的黄昏，一位76岁的老人在临沂烈士陵园的一座墓碑前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然后默默的转身离去。
老人叫邓友梅，是著名的小说《那五》《烟壶》的作者，"京味小说"的代表人物。
陵园里弥散的是呼啸的风声和寂寥的鸟鸣，忽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传世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生命在命运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和孱弱。生存或死亡，悲苦或幸运，我们没的选择。
《无事忙杂记》
但令邓友梅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他又会回到了这块曾在离别时让他百般不舍的地方，而且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回来。 回到山东时的邓友梅12岁，当他慢慢习惯了在山东的生活，并成为了当时山东军区渤海军分区通讯站的一个小通讯员时，部队"精兵简政"的政策又把他这个孩子编出了队伍，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他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离开山东，返回天津，去投奔在那里的亲戚。
事隔60多年，我们追随老人生命的痕迹再次回到了天津，老人寻觅而匆忙的脚步，热切又有些凄惶的眼神让我们深深感受着命运在他心中那深深的烙印。当年的住处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院，老人在院子里一圈一圈的走，虽已没有了当年点滴的痕迹，但脚下的土地却还是那块土地。当老人擦掉眼泪要一步一步向门口走去，我们以为他会沉沉的离去，可老人却蓦的转身，伴随着一生叹息向着着片土地高高的举起双臂，挥舞......
我们不知道老人动作的意思，告别？或者别的什么。也许天津带给了邓友梅太多的伤痛与悲苦。当邓友梅从山东回到天津后，为了谋生而四处找工作的他被骗上了一条几乎死亡的道路——去日本作劳工。一条运送矾土矿石的船载满了一船的劳工从青岛港出发直奔日本，这段海上的航程，不断有病号或伤者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日本，十几岁的邓友梅是劳工中年龄最小的，每天面对的是饥饿、恐惧、殴打和死亡。
当老人找到当年招工的地方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背后，就是天津繁华热闹的街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段历史就这样揭过，沉痛也好，慨叹也罢。传奇的命运注定纠葛着悲苦与幸福。在一路火车的颠簸后我们慢慢靠近了那个被老人称为"新生"的城市——临沂。老人一路注视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或许，也在注视着时间？
从日本历经九死一生回国后，邓友梅在临沂重新参军。自谓"新生在这里开始"。
在临沂的几天，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我们心里激荡，无论是邓友梅谈及在陈毅军长身边的日子，还是在沂水边追忆往昔的岁月，抑或在陈家白庄找到当年的老战友那激动的情绪都让这种情愫在我们心里益发滋长，直到老人在烈士陵园中痛哭失声，我们忽然明白，一个7旬的老人几十年后重新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这段烽火岁月在他的生命中被打上的是一种交错，一种诉说，一段苦辣甘甜，是"幸存"，又决不仅仅是"幸存"。
当年邓友梅参加的是文工团，在这里他最早开始接触文艺，在这里他认识了在他生命转折中一个重要的人——茹志娟。她给邓友梅带来的，是走上文学之路和重回文学之路人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
解放后，邓友梅定居北京，进入鲁迅讲习所学习，并在1957年发表了《在悬崖上》，瞬间满目是刺眼夺目的光环。
邓友梅话语
令所有人惊异的是，文革风波刚过没多久，邓友梅的作品《我们的军长》就发表出来，并获了当年当年的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随后的优秀作品《那五》《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等等优秀作品也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
可以说，是《我们的军长》把邓友梅重又推上了人生的顶峰，但在因为写作因为文学而经历了非人的灾难后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又写作发表作品？茹志娟。在听完老人的解释后，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对茹志娟感情那么深厚，这个在战火中结识的阿姐竟然带给了老人一生的转折。
1998年，茹志娟在上海去世。当邓友梅讲到那段故事的时候，他哽咽了
当前的邓友梅有一个合美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自然的透着一种温馨。当我们要求老人为我们这次的回家写下点什么时，老人竟然提笔踌躇，最后留个我们的也仅仅是一片"回家"的题目。
看着那一纸空白，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徐志摩的一句话——"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八路历程
邓友梅
他的散文《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因为写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魄，发表在《文艺报》上，显示出他作家的天赋和灵气。身为主编的丁玲在文章发表时，还特意为这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书生写了二百多字的按语。 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友梅奉命调到新华社海军分社当了一阵子见习记者。不久，又奉调进京在老舍和赵树理等文坛大师耳提面命的教导和热心的提携下度过了“充满了生机与喜悦”的几年。他深入生活，到北京市建筑公司挂职当上了建筑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与工人同志一起和泥、垒砖、运料、绑钢筋。与此同时，他来自生活的又一批作品也相继问世，其代表作《沂州道上》还荣获了1956年《鸭绿江》杂志“处女地一等奖”；紧接着又写出了爱情小说《在悬崖上》。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被北京两家影视机构看中希望搬上银幕，连大明星赵丹也跑到北京来与他亲自洽谈改编电影剧本的事情。后来，邓友梅又陆续写出了《烟壶》《画儿韩》《那五》等力作，成为红极一时的“京味作家”。
一波三折
邓友梅
虎口逃生后，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找到了部队，参加了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线和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 然而，1957年反“右”一开始，邓友梅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到东北的鞍山“归队”，当了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可没过几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邓友梅自然难逃厄运，他又从“右派”升级成了“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并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1976年初，工厂的人事部门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时年45岁的邓友梅方才回到了北京。 不久，“四人帮”垮台，祖国天晴气爽，邓友梅也时来运转。一位老战友在他家中看到他缅怀老军长陈毅同志的一篇文章，立即要拿去发表。就这样，标志着他人生转折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军长》发表在《上海文艺》上，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从此，《话说陶然亭》《烟壶》等一篇篇小说像一朵朵奇葩，给祖国的春天增添了艳丽的色采。
缘分婚姻
邓友梅年近半百时仍孤身一人，因此重新组建家庭就成了他每天都要应付的话题。然而，22年的“右派”生活，让他觉得家庭是个最重的精神负担。邓友梅说，自1953年结婚后，他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妻子的只是沉重的压力，是一个“右派”家属的大帽子。在他月薪只有七块钱的时候，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又怎么能对妻子和女儿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呢？妻子为了养活女儿向他提出离婚，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更何况，妻子在客观的压力下离开他的家之前，为他的父母拆洗了所有的棉被棉褥，棉袄棉裤，购置了可供几年穿用的衬衣。对此，邓友梅一直非常感激和愧疚。所以离婚以后，他感到的只是一种解脱，都说“无官一身轻”，邓友梅体会最深的却是“无家一身轻”。所以，不知有多少红娘费尽口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确实，婚姻是一种缘分。
邓友梅
当《烟壶》完稿时，韩夫人看完最后一行“在连日高烧中写完”时，再看看邓先生瘦了一圈的虚弱身体，她难过极了，自责地说：“我真心疼了。我不是个好妻子，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写这篇《烟壶》他曾经到河北省的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与王习三促膝谈心几昼夜。北京的八月，他开始动笔，气温高达38摄氏度，他又特别怕热，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就开始写作，汗水顺着脖子滴在书桌上，一连两个月不停地写，他的胳膊、脖子和大腿上都长满痱子，可是他的情绪都投入到《烟壶》中去了。我是做记者的，深知写作最怕有人扰乱我的思路。而我这时跟他吵架，真对不起他。”通过这件“家庭琐事”，读者不难看出，他们像普通家庭一样，不能免俗，也会吵架。不过邓友梅从不得理不让人，韩夫人也不会斤斤计较，除了一时的激动，更多的则是互谅互让。
对邓友梅夫人韩舞燕的认识缘于一件事。有一次我因事到他们家中，一位少妇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进了门。韩夫人和她的女儿小燕立即迎上前去，抱过孩子。韩夫人嘴里叫着“晶晶，晶晶，快叫姥姥看看。”接着又问少妇：“梅梅，你妈妈好吗？她这次可高兴了吧，有了小外孙，她就不会寂寞了。”然后，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我也做姥姥了。”原来，梅梅就是邓友梅与前妻的女儿。对此，韩夫人曾经给我解释说：“我们没怨没仇的，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烦恼呢？”夫人的豁达自然是邓先生最惬意的事情，他得意地告诉我说：“一次，我太太的单位组织到东陵旅游，她提出带晶晶一起去。不料，晶晶的学校有活动，她就改为第二批。报名以后，因为晶晶学校又有事情，我太太也就没去成，她对这外孙女那是真上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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