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统治者祭告天地的一种仪式。所谓“封”，是指筑土坛祭天。所谓“禅”，是指祭地，即在泰山下小山的平地上祭地。由于长期不举行这种活动，大臣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样进行，于是秦始皇把儒生召来询问。儒生们众说纷纭。秦始皇听了觉得难以实施，便斥退儒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辟车道，到泰山顶上立了碑，举行封礼。之后又到附近的梁父山行了禅礼。

中文名：秦始皇封禅泰山

地点：泰山

人物：秦始皇

由是资格不够。可以说，此时的封禅泰山至少已成为齐鲁士人心目中一统天下的帝王所行的国家大典。也就是说代周而帝的统治者必须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方可得到天帝的认可，成为天下新的君主。

这种理论起码已成为齐鲁大地共识，得到齐鲁士大夫的认同，寄托了他们渴望统一，渴望天下共主再生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

泰山封禅说为何被秦始皇所接受并如何付诸实践的?这要先从秦国历史谈起。秦国的祖先不同于其他诸侯国，而是直到秦襄公七年即公元前771年，始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侯。至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但直到孝公时代“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孝公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决心变法图强。武王曾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这种被东方诸侯国卑视的遭遇深深埋藏于历代秦国统治者的心里，成为他们励精图治、蚕食诸侯、最终兼并天下的动力，也成为拥有天下后发泄私愤、炫耀功绩的必然择。因此，秦始皇得天下后，一方面企图毁灭所有的鄙视自己的痕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发泄多年来沉积在胸中的被诸侯鄙视的窝囊之气，也开了后代统治者消除异己文字之先例。另一方面，厚积勃发，以十倍的热情注重形式上的炫耀，否则，无以称成功，传万世。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不久便热衷于封禅典礼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基础。

我们再从宗教祭祀的角度来看，自三代以来，祭祀天帝的权利逐渐成为帝王的专利和标志。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国的历代统治者深谙此道，正是沿着军事和祭祀两条战线进行统一全国的事业。早在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不久便开始了争取天帝祭祀权利的过程。他自以为承继少昊氏神灵，于公元前770年设置西峙祭祀白帝。据司马贞考证：“峙，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司马贞认为“秦是诸侯而陈天子郊祭，实僭也，犹季氏旅于泰山祭”。正如司马迁所言“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峙用事天帝，僭端见矣”。而后，秦宣公立密峙于渭南，祭祀青帝(前674年)，秦灵公在吴阳置上峙祭祀黄帝，置下峙祭祀炎帝。也就是说，伴随着秦发展的进程，其统治者争取祭祀天帝权利的步伐亦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秦始皇的秦山封禅正是实现了自秦襄公以来的历代君主企图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名正言顺地祭祀天帝的梦想。

泰山封禅是如何被秦始皇接受的，史无明确记载。但与封禅说有关的五德终始说的西行却有明确的记录，“及秦帝而齐人奏之”。秦始皇欣然接受并按照秦代周而应为水德的理论，整理了新生的秦帝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色尚黑，民为黔首……可以说，五德终始论为秦始皇认识和了解齐鲁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为泰山封禅说打开了通向建立秦朝的大门，而后便有了封禅泰山之举。关于二者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认为，“同出于一个目的，就是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应；不过得到了符应之后，五德说希望他走出制度，封禅说希望他到泰山上祭天”。今人黄松先生亦认为封禅说是以五德终始论为依据的。我们同意两位先生的结论。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封禅是形式，五德终始论是内容：后者通过前者而体现，前者由于后者而充实。它们互相依存，共同承担了秦始皇拥有天下的理论依托和礼仪根据。

之后秦始皇才来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博士70多人，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有的博士告诉秦始皇，要用蒲草将车轮子包起来，以免损伤山上的一草一木。然后扫地而祭，用其简易。这显然只是上古时代祭祀山神或祭天仪式的缩影，与秦始皇利用封禅展示其“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期望值相差很远。结果只能是秦始皇遂贬退诸儒士而不用，自带文武大臣上泰山封禅。这恐怕是秦始皇接受五德终始说以来秦文化与齐鲁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第一道裂痕。

秦始皇的封禅大典分两步进行，首先辟山修路，从泰山之阳登上山顶，“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是为封礼。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其一，歌颂秦帝之德而非单纯的功业，承继了西周以来的以德配天说；其二“明其得封也”，向天下表明秦王朝具有封禅资格并实现了这一旷世大典。

从泰山之顶下山，“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天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是为禅礼。亦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禅礼主要采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一方面这是秦始皇斥退儒生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秦始皇自信心乃至自负的体现；其二，所用之礼“皆秘之”，恐见笑于齐鲁儒生，又是其自信心不足乃至自卑的表现。这恐怕也是多年来秦国历代君王因东方鄙视所形成的潜意识的体现。

从秦始皇的整个封禅过程可以看出，他对封禅所代表的齐鲁文化存在着深深的矛盾心理，且走过了一段自谦、自信、自负、自卑的心路历程。先是十分虔诚地邀请齐鲁儒生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最后又粗暴地斥退了他们，自作主张地举行了封禅之礼。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秦文化的功利主义色彩，无论封禅的具体形式如何，不必拘泥。只要来了，就要行礼；只要封禅了，便达到了目的。但另一方面秦始皇又对所采用的秦国祭祀天帝的礼仪能否得到齐鲁士人的认可，是否合乎封禅大典的要求没有把握，只能是秘而不宣。说明了他在齐鲁文化方面开始失去往日的自信和自负，逐渐代之以自卑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这种自卑心理伴随着他的齐鲁之行，愈来愈严重。当年“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雄风荡然无存，以至于完全听从齐鲁方士们的摆布和愚弄，身死求仙途而不悟。岂不悲哉!

从司马迁的上述记载可知，儒生们对秦始皇封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秦始皇刚下山，被废而不用的儒生们听说遇到风雨则幸灾乐祸，进行冷嘲热讽。但又说不出正当的理由，因秦始皇毕竟是以天下之王的资格举行大典的，与当年孔子讥笑季孙氏泰山之旅也无法同日而语。再说，此时的秦始皇与儒士们的冲突只是二者关系上亮起的一张黄牌而已。秦始皇的极端专制主义文化政策还没有完全暴露，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儒生们也没有从“斐然向风、虚心向上”于秦王朝的情结中走出。封禅十二年之后，秦朝大厦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开始时儒生们还是敢怒不敢畅所欲言的话，这时期的儒生们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胆量对秦之封禅妄加评论了。他们恨秦始皇焚书坑儒，恨秦代政策的暴虐无道，以至于“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结论是秦始皇上泰山，遭遇暴风雨的袭击，根本就没有实现封禅大典。更重要的是，秦始皇苦心经营的几代帝王为之努力的秦王朝功德也遭到彻底否定。从讥笑到一无是处，关键是秦王朝的灭亡。遭遇暴风雨一事，恐怕是儒生的有意夸张。因为泰山上气候变化异常，遭遇风雨是常有之事。而史记记载秦始皇避雨于大树下，事后树因护驾有功被封为五大夫。充分说明此次风雨的确不大，否则一棵树焉能挡风雨? 若挡不了风雨又焉能因功受封?讥笑和彻底否定更是不同，前者仅是就事论事，后者则是对整个秦王朝的彻底否定。当然这也与秦末汉初否定秦王朝的大环境是有关的。司马迁对此有较公允的评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此闻，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清人方苞认为司马迁也是“大书始皇封禅后十二岁秦亡，示无德而渎于神，为亡征也”。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主张寓王朝受命于封禅之中的儒生们，如果不彻底否定亡国之天子—秦始皇的封禅，怎么再向新王朝推销他们极力宣扬的封禅学说呢!当然，也许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儒生们的结论会影响一千多年，直到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时仍对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持否定态度。重要的是，儒生们的言论也开了秦始皇由千古一帝被否定为千古罪人的先河。

秦王朝的短命给了儒生们否定封禅的口实。秦始皇的短命也给主张封禅成仙的方士们否定的信息，因为他们同样也面临要向新王朝兜售封禅理论的问题。徐孚远曰：“始皇遇风雨不得上者，非是时所传语也，盖因武帝上封之后，方士夸大之词耳”。秦始皇封禅不久即亡，无疑为方士们向新帝王推销封禅成仙的理论设置了无法跨越的障碍。那么，方士极力夸大秦始皇封禅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一，秦始皇的封禅活动将原始简朴的泰山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其泰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的就职演说词，我们从其内容上便可略知一二。秦始皇基本上是按照齐鲁士人宣扬的受命说，认真地举行封禅大典的。只是在具体仪式上，也是因为齐鲁士人没有提供现成的礼仪而临时改用秦国旧礼的。其指导思想始终是齐鲁士人宣扬的受命说，至多加大了歌功颂德的成分。这就将处于朦胧状态下的封禅理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秦始皇因此成为封禅大典的第一个实践者，封禅泰山也成为兴废继绝的一代巨典。它扩大了封禅的社会影响，提高了封禅大典的神圣性。司马谈因未能参加汉武帝封禅活动而郁郁成疾，临终前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司马相如说封禅泰山“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举，王者之丕业”。而后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接踵而来，举行封禅大典。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和元明清时代，也不乏主张封禅的呼声。使独具一格的封禅活动得以贯穿中国历史一千多年，组成了千古独步的封禅文化。

其二，封禅泰山是秦朝宗教上的需要。秦虽在雍完成了祭祀天帝的礼仪，然毕竟名不正。与军事上统一全国相适应的是，寻找全国统一的公认的天帝祭祀地点，以统一全国的神界，成为秦王朝意识形态领域的迫切任务。封禅泰山无疑符合了秦王朝的要求，成为由多神崇拜(如秦的四帝祭祀)向一神崇拜转变的最佳选择。秦始皇的封禅活动虽因儒生们的否定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毕竟是被齐鲁士人津津乐道的封禅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其在神权和天命方面的作用与影响难以低估。连司马迁亦曰：“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力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弃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难怪汉高祖刘邦亦要造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来消除秦王天下的社会影响。

其三，关于封禅和求仙问题。封禅泰山完成了秦王朝祭祀天帝，受命于天的历史使命，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秦始皇个人野心和成就感。如何长久地拥有和享用这人间帝王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与威风，成为秦始皇封禅泰山后的追求和愿望，构成了东巡海上求仙的强大动力。加上燕齐方士颇具欺骗性的描述，使秦始皇对个人生命的无限延续充满了憧憬与希望，最终上演了一场千古一帝身死求仙途中而不悟的悲剧。后人往往将秦始皇的封禅和求仙混为一谈，并因求仙而否定封禅。“至秦始皇封禅，而汉武因之，皆因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祭渎天也。”显然失之偏颇，明人茅坤已有定论“齐公、秦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颂功德，本非以求神仙不死之术也”。另外，秦始皇的封禅和汉武帝的封禅是不能同样看待的。后者主要由于方士的过多参与，才使封禅自始至终贯穿着浓重的仙话迷信色彩，使之几乎成为登山成仙的仪式。更甚之，武帝制订的五年一封的制度也破坏了封禅作为受命典礼的含义，岂有一帝数次受命之理!以至于出现了与郊祭合流的趋势，到汉光武帝封禅时以高帝后配祭，更具有了宗庙礼仪的内容。

其四，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拉开了齐鲁文化进军华夏继而独霸天下的序幕。如果说，五德终始理论为秦始皇认识齐鲁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秦始皇的泰山封禅活动则着实架起了一座齐鲁文化通向全国的桥梁。而后秦始皇的出游多次留连往返于齐鲁大地，也许初步品尝了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客观上扩大了齐鲁文化的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向华夏大地的传播和渗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齐鲁文化统治汉代思想文化界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