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越语》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国别史《国语》的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述战国时期越国史事。

中文名：国语·越语

出处：国语

篇数：2

记载：战国时期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越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中的一篇，分上下两卷，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勾践灭吴之事。

关于《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

国语·卷二十越语上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

遂使之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

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之也，无不歠也，必闻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雠，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果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是故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请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勾践对曰：“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吾请达王甬句东，吾与君为二君乎。”夫差对曰：“寡人礼先壹饭矣，君若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君若曰：‘吾将残汝社稷，灭汝宗庙。’寡人请死，余何面目以视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灭吴。

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王弗听。

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无是贰言也，吾已断之矣！”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

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曰：“与人奈何？”对曰：“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王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龠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王曰：“蠡为我守于国。”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三年，而吴人遣之。归及至于国，王问于范蠡曰：“节事奈何？”对曰：“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王曰：“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后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王曰：“诺。”令大夫种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吴人之那不谷，亦又甚焉。吾于与子谋之，其可乎？”对曰可：“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

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蚤图之，其事又将未可知也。”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圣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适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对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闻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骤谏其王，王怒而杀之，其可乎？”对曰：“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彼将同其力，致其死，犹尚殆。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王曰：“诺。”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

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王曰：“诺。”弗许。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

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诺。”弗与战。

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雒行成

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谷，不谷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

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范蠡谏曰：“敦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应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渚。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将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雒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

使者辞反。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王曰：“不谷疑子之所谓者何也？”对曰：“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王曰：“所不掩子之恶，扬子之美者，使其身无终没于越过。子听吾言，与子分国。

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范蠡对曰：“臣闻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

王命工以良金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

《国语》以“国”分类，以“语”为主，其写作意图是通过记述知名人物的言论、对话或互相驳难，来分析评价人物的高下和事迹的得失。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指出：“《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本篇记述的就是越王句践面临败亡、退保会稽、向吴求和以后，锐意改革，实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谋略，厉精图治，艰苦奋斗，终于雪耻灭吴的故事。这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向来为人称道，成为诗词、小说、戏曲经常引用的素材，今人曹禺在六十年代创作话剧《胆剑篇》，白桦在八十年代创作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上演后都曾引起“轰动效应”。

本文在卷上第一、七、十、十二四个段落中，相对集中地记载了越王句践在谋划雪耻过程中，几个关键时刻的若干精彩话语和几个重要场合里的一些巧妙辞令。围绕着句践的这些语辞，作者不仅质朴简练、主次分明地?述了越国自兵败于吴到兴兵灭吴的全过程，线索十分清楚，结构颇为谨严；而且，作者还注意把越王语辞的语境一一交代清楚，避免了单薄、枯燥，而显得丰厚、精彩。读者从全篇勾勒的背景、所渲染的气氛、所映衬的对象、所描述的行动中，来聆听、品味越王句践的“说”、“誓”、“辞”、“对”的具体内容，他那忍辱负重的顽强性格和体察民情的深入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本篇在写作上，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所记之言与所言之事，主次清楚，融为有机的整体；二、所记之言范围广泛，层次丰富，作者史识相当卓越；三、所记之言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如身临其境；四、所记之言发语巧妙，委婉得体，辞令优美、贴切。下面，仅就越王句践的语辞描写略加分析。

越王句践是本篇的中心人物，他的语辞是文中载录的重点。他在雪耻灭吴这一过程中的光辉形象主要是藉此得以显现、突出。句践在文中的五段语辞，每段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一开头的“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同“述经?理”的“论”、判断是非真伪的“辨”，有所区别，一般只要求把问题说清楚即可，无需论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员；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吴纳在《文章辨体‧说》类序中强调：“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句践的这段“说”辞，合乎规范，较为得体，力度极强。

他在败亡之际，火与血的教训促使他诚恳地作“自我批评”，主动向国人告罪。但意并不限此，主要目的在于“请更”（恳请变更、改革），即认真找出失败原因，果断地采取厉精图治的措施。这可以从越王在言说以后所落实的一系列葬死、问伤、养生以及卑事夫差等等行动中得到印证。“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这一说辞，生动形象，可见句践此时心情沉痛，语调哀婉，很容易打动国人的心弦，引起共呜。

第七段和第十段中各有两段“誓”辞。据徐师曾《文体明辨‧誓》 类序：“誓者，誓众之词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词，…… 又有誓告草臣之词……又约信亦称誓…… ”，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段中句践“致其父母昆弟而誓”，显然是“誓告草臣之词”，兼具“约信”性质。这段誓词，既生动形象（“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又颇具个性色彩，“将帅……以蕃”这句话中的“帅”字兼有“统帅”、“表率”两层涵义，文中交代句践是如言履行、忠实践约的，这正是他的可贵、可敬之处。第十段中的“誓”辞，是国人一再请战、句践许战以后、越国将士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前的“誓师之词”。在这段“誓”里，既有敌我双方形势的冷静分析，又有吴越两国兵力的优劣比较，更有志行知耻的强调和“常赏”、“常刑”的号令，还有“助天灭之”的鼓动，写得理正词严，情盛语壮，显示了凌云的豪气和必胜的声势。

如果说，前面评析的“说”和“誓”都是越王句践主动发出，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才予以颁布而公之于众，那么，第十段中对国之父兄请战的“辞”谢和第四段中对吴王夫差求和的“对”答，则是他临场发挥，即兴说出，从中更可以见出句践的思想和为人。他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从其它史籍中记载的“卧薪尝胆”等等情节中可见一斑），忍辱负重、力图兴兵、蓄意灭吴，但在这两个重要场合中，“辞”、“答”的话语却都表现得那么谦卑从容、婉转动听，不失一国君主和一代霸主的气度和心胸。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措辞，相反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有力地刻画出句践深谋远虑、外柔内刚等性格特征，我们越仔细咀嚼，越觉得饶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