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前360年～前280年），尊称“尹文子”，齐国人。战国时代著名哲学家。

尹文与宋钘齐名，属稷下学派。战国时代的宋尹学派的前驱。尹文于齐宣王时居住在稷下，为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宋钘、彭蒙、田骈同时，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

别名：尹文子

所处时代：战国

民族族群：华夏族

出生地：齐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 360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 280年

主要成就：先秦名家学者

本名：尹文

治理天下

尹文的学说，《庄子·天下篇》说它“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长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他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达到温饱的小康世界，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能够养活自己，同时还可以供养一下别人，就足够了，就可适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企想，从而达到于心无愧，“见侮不辱”，既能对得住别人，也能对得住自己。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宽容思想

尹文的思想，与宋钘大致相同，都提倡宽容即所谓“恕道”，教导人们勿要争斗，主张对别人的态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够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为此发火暴怒；要反对战争，化干戈为玉帛，提倡以忍为上。他认为，“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对百姓、对臣民，只要讲究宽恕忍让的道德，并奉为最高尚的东西，事情就好办了。事情越少越好办，办事情的手续越简便越能找出前因后果，掌握重点。一个做国君的人，必须做到“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够“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办法就是“深见侮而不斗”，在这个原则下，做到有功则赏，无功则罚，这样才能审时度势，名实相副，这就是“道用则无为而自治”的道理。

无为而治

尹文认为，要做到“无为而自治”，名实相副，就要坚持做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条。这八条，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术”。因此，对于“博施于物”的“仁”，“以道之”；对于“以立节行”的“义”，“以宜之”；对于“以行恭谨”的“礼”，“以行之”；对于“以和情志”的“乐”，“以和之”；对于“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对于“以齐众异”的“法”，“以齐之”；对于“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对于“以劝忠能”的“赏”，“以劝之”。并且，他认为这八个标准（“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所说的“大道容众，大德容下”的所谓“恕道”，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其中突出了“名实”思想，即所谓“深见辱而不斗”，“名实审也”。尹文认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尹文所说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实相副。尹文说：“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这样，他的“无为而自治”的思想不仅与“恕道”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名实”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哲学上的命题，在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老子的话说：“道者，万物之俱，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他认为“善人与不善人，名分日离。”这就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有形者必有名”，反过来，“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无益于治理国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办到的事而对于治事没有好处，这样的事“君子弗为”。他要求人们做事情要看对于国家和人民是否有益，从而做到“名”“实”相副。否则，便会“相乱”。因此，“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一切要按“名”“实”相副的次序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达到致世经用的目的。

尹文不仅在伦理学上用“恕道”容忍别人，做到“见辱而不斗”；而且还用“大道容众，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对战争，提倡“无为而能容天下”，这不仅与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脉相承。

所属流派

关于尹文的学派问题，有几种说法：

（一）、《庄子·天下》以宋钘、尹文为一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尹文

（二）、归尹文为名家。先秦无“名家”称谓，“名家”称谓首见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归《尹文子》于名家类，但并不等于列尹文为名家，亦不等于尹文与惠施、公孙龙是一家，“《汉志》分家，不是根据那个人的根本学说，乃是根据当时所传著作的内容的要点”（见《古史辨》卷六唐钺《尹文和》）。

（三）、以尹文近于道家。《周氏笔》谓：“刘向谓其学本庄老”。《容斋续笔》引刘歆语，也说《尹文子》意本《老子》。

（四）、本庄老，名为根，法为柄。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考》子类名家“尹文子”下引《周氏笔》云：“刘向谓其学本庄老。其书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为根，以法为柄。”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诸子书》亦认为尹文是名家而兼法家。

（五）、归入杂家。高似孙《子略》：“班固《艺文志》名家者流，录《尹文子》。其书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义礼乐，又言法术权衡，大略则学老氏而杂申韩也。……然则其学杂矣，其学淆矣，非纯乎道者也。”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谓：“《尹文子》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正因为《尹文子》内容淆杂，故《四库全书》列入杂家。

尹文曾在著名的“稷下学宫”学习。“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统治者创设的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团体。它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而带有研究院性质，近似今天的社会科学院。由于它设置在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故名之曰“稷下之学”，通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一处百家争鸣的著名阵地。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里的分类，稷下学士中有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公孙固和鲁仲连；有道家，代表人物是环渊、田骈、黔娄和捷子；有阴阳家，代表人物有邹衍、闾丘子；有法家，代表人物是慎到；有名家，代表人物是尹文。

精气学说

尹文明确提出了精气说。

1、“道”就是“气”　“气”的精粹、精微部分就是精气。老子已经有了“道”就是“气”的思想，曾经提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的观点。道中有精微的东西，这个精微的东西真实而有实效，包含着精气说的萌芽。宋钘、尹文常将“道”、“气”并提，并且发挥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2、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宋钘、尹文继承了老子的“道”是“至大”与“至小”统一的观点，认为精气“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内业》），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小到不可分割，大到没有边缘，都包含有精气。精气“下生五谷，上为列星”（《内业》），构成宇宙万物。

3、精气构成人体，产生生命和智慧　精气是构成人体的材料，但主要是赋予人体以生命和智慧。

宋尹学派

尹文画像

尹文的思想兼儒墨．合道法，广收并纳各派学说，这正是稷下黄老学风。因其思想来源及内容与宋钘联系密切，后人将其与宋钘并称为“宋尹学派”。宋尹学派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他们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据《孟子》记载，秦楚构兵，即宋钘曾要往秦楚二国“说而罢之”。他们“救民之斗”、“救世之战”的目的，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们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因此，荀子批评他们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欲寡，不知满足人的合理欲求。

宋尹学派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了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荣辱等等是属于外在的东西，不应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即使身陷牢狱之中，也不以为羞耻。庄子认为他们“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普天下人赞誉，他们并不因此更受鼓励；普天下人非议，也不因此更加沮丧。他们认为，如能做到人人“见侮不辱”，虽然被侮，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宁了。

宋尹学派“以情欲寡为内”，当受到儒家安贫乐道和墨家刻苦精神的影响；而其“以禁攻寝兵为外”，则明显是对墨家“非攻”的继承。宋尹学派思想带有不少墨家特点，以致于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墨翟和宋钘并列。

认识论

宋钘、尹文在认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主要是讲认识论。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它对战国诸子认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钘、尹文强调"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说："人皆欲知，而摸索其所以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①即人们都想获得正确的认识，而没有去考察正确认识是怎样获得的。"知"就是对被认识的对象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就要靠心。宋钘、尹文所说的"心术"，就是讨论心如何获得对事物正确认识的办法。他们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②即是说，"心"在人体处于统帅的地位，耳朵、眼睛这类感觉器官处于从属的地位。宋钘、尹文说："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③就是说，"心"如果为物欲所扰乱，则感觉器官耳朵、眼睛就会失去它们的功能。他们认为："不修之此，焉能知彼。"④即不修养心，怎么能获得正确认识呢？

因此，宋钘、尹文提出了"虚"、"静"的养"心"之道。他们说："修之此，莫能（如）虚矣"。⑤即修养"心"的办法最好是心"虚"。他们解释说，"虚"就是"无藏"。即是说，已被认识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里，要把它抛在一边，否则就会影响对新事物的认识。所谓"静"，就是使心安静。宋钘、尹文认为，"心"如君一样，应该"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⑥"心"本身动摇不定，就无法观察事物。只有心静才能"一意专心"，从而正确认识事物。"心"认识事物，宋钘、尹文认为应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⑦即好像照镜子一样纯粹客观地反映事物。

基于这种认识，宋钘、尹文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名"、"实"论。

他们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①就是说，事物的"名"要与"实"相称。他们说："正名自治，奇名自废。"②名副其实的叫正确的"名"，这种"名"就自然被人们采用。而"名"不符其"实"的叫不正确的"名"，这种"名"就自然被人们所淘汰。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名实"论，在战国时期是比较早的。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还提出了"别囿"（yòu　右）说。所谓"囿"，是指知识的狭隘性或局限性。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囿为始"，③即认识事物要从克服人的主观片面性开始。《吕氏春秋·去宥》中保存了宋钘、尹文的"别囿"说。其中有个有趣的故事说：齐国有个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来披上衣服就到卖金器的人那里去，把金器从主人手里夺了过来，当场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绑起来。主人问他："明明有人在这里，你竟敢抢走金器，这是为什么？"这人回答说："我没有看见这儿有人，只看见有金器。"这个故事对理解"囿"很有帮助。宋钘、尹文认为，这个齐人由于特别主观，才如此妄为。所以，他们说："人必别囿，然后知。"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很明显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只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它带有机械主义的性质。

不过，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在先秦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墨子重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但有忽视理性认识的片面性。宋钘、尹文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片面性，强调了"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但过分强调纯客观地反映事物，无视于认识的主观性，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把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后来，荀子继承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同时又吸取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能最后达到先秦哲学史上的高水平。因此，宋钘、尹文⑤　《管子》卷十三《心术上》。的认识论，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尹异别

宋钘思想中有丰富的形名内容，他也在先秦名学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评宋子“见侮不辱”是“用名以乱实”，“情欲寡”是“用实以乱名”，就是从形名的角度批驳的。

稷下争鸣

就这两个命题而言，宋子依据名称（概念）之间的相对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来论证“侮”非“辱”，所以可以见“侮”而不“辱”；又依据事物与名称（命题）之间的相对性即存在着具体的某人“情欲寡”的事实来论证所有人“情欲寡”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宋钘用形名方法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才引起荀子也从形名的角度进行批驳，这是与荀子批驳“山渊平”、“杀盗非杀人”等有关形名分析的著名的名学命题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论证方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了相当发展，孔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内容，而尤以墨法两家为丰富。从宋钘的命题论证方式看，他无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响。然而，《尹文子》所体现的尹文的思想却几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迹。从《天下》篇可见于《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现出的是鲜明的法家精神。

尹文在“别宥”的基础上具体地阐述了法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尹文子》说“定此名分，则万事不相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清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这样名法制度明确的情况下，才会有“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的政清人和、各得其所的法治社会。《尹文子》进一步又说“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深刻阐明了法家社会分工思想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说“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矣已。故明主不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王诛之。”主张人人都应以名法为依据，言其分所当言之理，为其分所当为之事，不追求超出分外的理论和才能，一切以是否有益于社会治理和实际事务为准则；凡无益于社会治理和实际事务的理论和才能，应虽知而不言，虽能而不为，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只“周务”不“求名”的主张以及对儒墨思想和特立独行者的激烈态度已与韩非的法家极端主义毫无二致了。这也是对《天下》篇中“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的法家新诠释。

尹文对宋钘的“均平”思想也进行了彻底改造，清除了墨家取消差等的绝对平均主义，赋予了新的意义。《尹文子》写道“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这是在种种名分差别确定的基础上实现不均之均、不平之平的法家均平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则是“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的“道行于世”的道家自然主义的均平思想。那已经是难以企及的最高理想社会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最高的理想社会里也依然存在着贫贱富贵的差别。

尹文早年从学于宋钘，接受了宋钘那时已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思想主张，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上也没有太大的声望。大约在宋钘去世后，尹文对宋钘的思想产生怀疑，例如，《尹文子》有段宋钘与田骈、彭蒙讨论“圣人之治”和“圣法之治”的文字，批评宋钘不懂法治。于是，他对所接受的宋钘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改造，把宋钘的基本思想从墨家的基础上转换到名法家的基础上，从而使宋钘所开创的学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流传于世者唯《尹文子》一书。《尹文子》，旧列名家，今本仅《汉书·艺文志》一卷，为魏黄初末出，山阳仲长氏分《大道》上下两篇，语录与故事混杂，各段自成起讫。《汉书·艺文志》著录《尹文子》一篇，列在名家。他的书在汉末已有很多脱误，三国魏文帝时，山阳仲长氏试为条次，撰定为上、下篇。近人长沙王启湘再次加以订正训释，成《尹文子校诠》，分上下卷，并附逸文。

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论的实际运用。其思想特征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启荀子、韩非。《尹文子》的形名论思想，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者所重视，其对语言的指称性与内涵等关系的思考，颇值得玩味。文章善于运用寓言说理，虽然不如“白马非马”有名，但是却很有趣味，其中讲一个人，给儿子取名“盗”和“殴”，结果挨了一顿打。抛开让人犹如雾里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调皮之处，也是一得。《尹文子》主张统治者自处于虚静，并对事物要进行综合核实。其学说与黄老刑名之学相近。《尹文子》书虽短小，却记载了不少寓善．而且文字简朴，含义深长．耐人寻味。

《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

黄玉顺有诗《咏宋钘与尹文》如下：

宋钘宋钘道可观，稷下黄老开论坛。

宽恕之言宋荣子，均平之意华山冠。

情欲寡浅为内里，禁功寝兵为外端。

又有尹文亦止兵，刑名法术语多精。

夫有名者未必形，而有形者必有名。

名正则治丧则乱，圣人寡为天下清。

二人同游在齐宣，宋尹学派天下传。

别宥为始接万物，见侮不辱志不迁！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合欢（欢），以调海内，请（情）欲置（寡）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倨）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庄子·天下篇》）

解说：此段对宋、尹的评述，颇为详尽。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宋、尹一派与道家有近似处，也有离异处。所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类似于庄子一派的行径，但从处世态度看来，又与道家避世、逃世的思想绝异。天下篇明说宋、尹为“救世之士”，一则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再则曰：“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此种与道家离异之处，正是与墨者近似之处，所谓其欲周行天下，“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不惜“上下见厌”而“强聒不舍”，正似“强求（救）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的墨者的行径。

其次，宋、尹一派与墨者虽有相貌合的论点，但也有相神离的论点。宋、尹派主张利天下，归本于内心存养，因此，天下篇评述此派时，一则曰：“以此白心”，再则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此种与墨者神离之处又适为与思、孟一派近似之处。

其三，就内心存养而言，宋、尹一派并不完全与思、孟学派相同，思、孟说的内心存养，归本于“诚”的天人合一的道德情操，而宋、尹一派则归本于伦理化了的道家之自然天道观。这样宋、尹在其渊源上还是属于道家，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虽揉杂了各种学派的因素，而其所持之道体观实为此一体系之出发点，所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便是证件。可以这样说，宋、尹一派的主要论点是道家自然天道观的伦理化，就此种伦理化而言，一方面折衷于墨家利天下的实际活动，另一方面又折衷于儒家内心存养的道德情操。司马迁父子谓道家采儒墨之善，这一点在宋、尹学派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依据庄子天下篇的这一段详尽的评论，再参酌宋、尹学派本身的文献（如经各家所考证确定的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等篇），就可以对于此派学说勾稽出一条线索来。至于荀子把此派和墨家并列在一起批判的话，也可以参考，例如他说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衡，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俨然而游说，聚师徒，立师说，成文曲”，所论都是关于其揉合儒、墨的论点，但这还不是宋、尹思想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