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Growth Pole) 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中文名：增长极

外文名：Growth Pole

提出人：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

性质：推进性单元

理论内容：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申而来

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回流过程，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

由此可认为，增长极理论有几个基本点作为支撑：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

以上学者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包括中心－外围理论）虽然揭示了“极”的作用，表明了“极”的重要性，但并未就其生成、演化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增长极

中国学者贾文毓曾对经济“造极”的重要性作了探索，但仍未清楚回答有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增长极的源头、发展和更替问题。在地理学中，廖什的需求圆锥体模型对于人们理解其市场区位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贾文毓在廖什需求圆锥体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需求圆锥体模型，并指出技术创新推动着广义需求圆锥体的不断“胎生”。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在探讨一个区域的增长极时不可能只谈一种产业，而一些区域增长极也常常依靠两种或两种以上产业作为其推动产业，例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就具有多种产业。在打造区域增长极时，增长极的产业结构和推动型产业以及增长极的带动能力大小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点问题。所以，研究人类历史上各产业的产生、发展及演替与增长极的关系就显得颇有必要，它对当前区域增长极的规划与布局，尤其是对区域增长极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增长极之间的产业合理分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区域增长极。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张战军在需求圆锥体相关理论和佩鲁增长极理论，以及人类历史上各产业演替规律的基础上，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增长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增长极的分类、性质等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索，提出与之相应的“广义增长极”理论及其“增长圆锥体模型”，并对广义增长极生长的特点作了相关论述。

增长极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伸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的基本点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

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

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

增长极的构成要素和两大效应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先导产业增长； 产业综合体与增长； 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

增长极形成与发展过程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佩鲁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效应等。

指围绕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一组具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工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又称生长极或发展极。这一概念最初是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于1955年提出，是由他的抽象经济空间概念衍生出来的。1966年J.R.布德维尔把它转化为地理概念，提出形成增长极的一组工业可能在地理上聚集于一个都市区域。以后，增长极的地理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研究和规划政策。

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在增长中的都市中心引起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这此假说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不是均匀地发生，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推动性工业应有以下基本特点：规模较大、增长较快、与其他工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广泛而且密切、有创新的能力。增长极概念运用到区域研究中后，出现了语义上的混乱。为此，1969年D.F.达温特建议把地理空间中的增长极称为增长中心。然而，由于在规划中常常不严密地用增长极来概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要准确表达它的精确含义仍是困难的。

针对过分强调工业化造成的工业畸型集中于少数都市的问题，很多国家以增长极作为工业分散化的政策手段,企图通过建立增长极,把工业化扩散到广大农村地区并解决不发达地区问题。一些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长中心规划的尝试，增长极战略被称为“集中的分散化”。

在实际运用增长极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门间或地区间增长传递的性质、国家提供的基础结构与增长极成功之间的关系、增长极与现有城市分布的关系、自发的与规划的增长极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避免集聚不经济等。规划倚也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如增长极的数量、门槛规模、内部部门结构、区位和时间的选择等。在亚洲，增长极因吸引劳动的能力有限而受到了质疑。

增长极没有自发的潜在动力，它可能吸引周围地区的劳动力和资金而造成更大的地区差异。因此，增长极对周围地区有扩散的正效应和极化的负效应。一般认为，在建立推动性工业后，以极化效应为主，由于经济集聚，相对地压抑了周围地区的发展机会，极与周围地区差异扩大，这是极化阶段。当扩散效应终于克服极化效应时，增长极的利益和能力扩散到周围地区或腹地，使地区差异减小，到达扩散阶段。极化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相当长，例如15～25年。在此期间，贫困地区仍然贫困，政治不安定因素可能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区域发展规划中运用增长极理论着重于经济方面和发展城市中心方面。旨在改变多年来追求平衡布局所造成的人力、物资的巨大浪费的局面，发挥集聚经济效益，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增长极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一，区位经济。区位经济是由于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若干企业或联系紧密的某几项经济活动集中于同一区位而产生的。例如，某一专业化生产的多个生产部门集中在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培养与利用当地熟练劳动力，加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共同承担新产品开发的投资，可以形成较大的原材料等外购物资的市场需求和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供给，从而使经济活动活跃，形成良性循环。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的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第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大而获得内部的节约。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分摊广告费和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使边际成本降低，从而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外部经济。外部经济效果是增长极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聚往往使一些厂商可以不花成本或少花成本获得某些产品和劳务，从而获得整体收益的增加。

（1）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这实际上是熊彼特关于创新学说的反映，即创意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而非简单的投资或消费拉动；

（2）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即发育成为增长极的地区需具备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存量，通过不断投资扩大经济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形成规模经济；

（3）要有适宜经济与人才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它包括既要有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要有政府高效率运作，恰当的经济政策、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以及人才引进与培养等“软环境”。

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被许多国家用来解决不同的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这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区域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第一，增长极理论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更加真实。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信奉均衡说，认为空间经济要素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使短期内出现偏离，长期内也会回到均衡位置。佩鲁则主张非对称的支配关系，认为经济一旦偏离初始均衡，就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在的反方向力量推动才会回到均衡位置。这一点非常符合地区差异存在的现实。

第二，增长极概念非常重视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重要作用，鼓励技术革新，符合社会进步的动态趋势。

第三，增长极概念形式简单明了，易于了解，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吸引力。同时，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一些便于操作的有效政策，使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例如，佩鲁认为现代市场充满垄断和不完善，无法自行实现对推进型企业的理性选择和环境管理问题，因此，提出政府应对某些推进型企业进行补贴和规划。

主要缺陷

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指导的区域发展政策没有引发增长极腹地的快速增长，反而扩大了它们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所以70年代以来增长极理论的有效性受到怀疑，究其原因，增长极理论的主要缺陷有，

一是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增长极主导产业和推动性工业的发展，具有相对利益，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这是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

二是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时间过于漫长。扩散作用是极化作用的反向过程，两者作用力的大小是不等的。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的作用通常是倾向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但赫希曼认为，增长的累积性不会无限的进行下去，从长期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即扩散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1979年布赛尔在其论文《增长极：它们死了吗》中，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观点。无论哪种观点，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不可否认，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是漫长的也无庸置疑。然而，要度过这个漫长的时间，落后地区的人民要继续忍受贫困，政治不安定的因素可能增加。对于讲求政绩的政府官员，在短期内看不到政策的显著效果，也一定程度上对增长极政策的实施起到阻碍。

三是推动性产业的性质决定增长极不能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推动性产业是同主导产业紧密配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属于迅速增长的企业类型，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推动性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增长极一般一现代工业为目标，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较为先进，因此培育增长极并不可能解决很多的结业问题，而且容易形成“飞地”型的增长极。

四是新区开发给投资带来一定难度。上文已经论述从政府角度增长极政策实施的难度，投资商角度上，增长极一般以城镇为依托，又常不在已有建成区，这些地方交通一般不便，生活服务设施相对较差，投资者往往不愿意为这种新区投资，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投入，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增长极政策的实施困难很大。

五是增长极理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它单纯依靠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可能造成脆弱的国民经济。在全球化与本地化趋势并存的世界经济中，寻求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