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启南 编辑

明朝官员

(1562—1650),字开之,号凤庵。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于山西上党武乡县信义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与同邑魏云中联捷同榜进士,第二年授任襄阳推官;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入朝任兵部武选司主事;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升兵部郎中,迁济南道副使;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升参政;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升按察使,第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举卓异”,考核天下官吏,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迁任右布政使,不久转为左布政使,巡按山东。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奉调回京,迁升太常寺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弹劾权奸魏忠贤,被罢官归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重新启用,奉诏升任通政使;崇祯三年(1630年)迁工部左侍郎,因办事干练,督建德陵有功,迁升工部尚书,加大司空服俸;崇祯四年(1631年),因不愿受宦宫挟制而辞官归隐,直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辞世,终年89岁。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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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程启南

字:开之

号:凤庵

出生日期:1562年

逝世日期:1650年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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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南一生“性刚果,多大略,博学工文”,做事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公奉职,为民请命,不谄权贵,大节凛然,为官三十年,处处留佳绩,受到官民的交口称赞。

察疾苦 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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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南入仕后被放任的第一站,为襄阳推官。当时,明王朝为了榨取百姓血液去补充自己腐朽的肢体,万历神宗皇帝大量派遣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利用特权,横行天下,劫夺商货,把持行市,无所顾忌地掠夺人民财富。这些太监出身的矿监税使,心理变态,心肠狠毒,手段残忍。他们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逼得人们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投井上吊,情景十分凄惨。在襄阳,程启南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心情十分沉重。当一位姓李的税监胁迫他为其征税时,被程启南果断地“骏言拒之”。并不顾官微职小,明确申明自己的主张:“税宜节,阉当撤!”同时,他“言必行,行必果”,旗帜鲜明地鼓励和支持当地群众和矿监税使进行斗争,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和爱戴。后来,由于全国性的“随我来,杀税官”的抗税和反税监斗争风起云涌,神宗皇帝慑于形势,只好将派往各地的矿监税使撤回。事实证明程启南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心愿的。所以,襄阳百姓感念程启南的恩德,奉程“与羊叔子同祠”。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程启南在辅臣叶向高等人的推荐下迁升山东济南道副使。他上任后,正遇山东遭受特大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然而,各级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不设法救济,反而横征暴敛,强逼赋税。程启南到任后,上疏朝廷,为民请命:“乞不赋山泽,许得支官舍之储蓄,贝周委隶首”。也就是请求朝廷免除山野庄田和河塘池泽的赋税,并允许开官仓赈贝周百姓。经他再三疏请,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山东人民得以活命。在此基础上,他组织当地百姓积极开展抗灾自救,使山东人民迅速恢复了生产。所以,山东人民感恩戴德,在他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时,“民思恋不能已,为庙春秋奉祀,如在山南时”。

平巨寇 保境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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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南在山东先后任职10年(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三年,即公元1613—1623年)屡官济南道副使、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在任山东布政使期间,恰逢巨盗徐鸿儒利用妖术聚众劫掠,在邹膝(今山东费、邹、膝、济宁、金乡等县)一带为害百姓,来如风,去如影,一连将10余座城池抢掠一空后扬长而去。当地官兵巢捕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其横行,一筹莫展。程启南得知后,“命历城令阿衡招白挺以歼之,逆憝叛党,如缚豕而槛送京师,有旨赐金币”。程启南主持剿捕,智机果断地剿除了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后,将首恶槛送京师,不但得到朝廷的奖赏,也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爱和拥戴。

程启南任职山东,心系故土。当他得知武乡老家权店至分水岭一代官道中,有大盗孔宪利用山高路险,沿途大肆抢劫民财,杀掠过往客商,开设黑店,图财害命等等恶行后,当即知会山西布政司,派兵剿捕。同时上疏朝廷,在权店特设守备衙门,委派守备一人,守兵300名,确保一方平安,使故乡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莅职守 清廉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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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南以忠于大明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利益为己任,一生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刚直果断,敢于言事。在任兵部武选司主事时,针对司衙中冗员过多,一些人任人唯亲,凭裙带和私人关系滥竽充数,冒空名、吃空饷、领空俸;将帅设置过滥,庸碌无能,人浮于事,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往往误事等种种弊端,直言上疏“三可虑”。疏中针对“三可虑”,明确提出了“清冒滥、屏私人、简将帅”等3项改革措施。这道疏文虽被朝廷“多所采纳”,但由于触动了当权者中好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了猛烈抵制。这些人明察暗访,想搜寻程启南的过错加以弹劾。但由于程启南“洁已敷政,除繁苛,持大体,廉而能平”,令他们无机可乘,大失所望,只好不了了之。

程启南为官期间,曾历任湖、广、云、贵同考试官。作为主考大人、他始终奉行“不吃请、不受贿、不徇私舞弊,秉公执法,公正取士”的原则。当试毕夸官,他总是处处节俭,不吃宴席,不坐八抬,不打仪仗,而是骑一头毛驴,轻骑简从向百姓挥手致意。当人们知道,这便是威名赫赫的主考大人时,都无比惊奇而敬佩,争着说:“这样的清官,天下少有。”

由于程启南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受到官民的一致好评。曾有同僚向他请教获得官声民望的妙策,启南曰:“凡民之事,先之劳之,则不令而行,虽勤不怨。”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考核天下官吏,“举卓异”,程启南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斗阉党 大义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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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程启南以“天下廉吏第一”的官声操守,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任职。这时,正是太监魏忠贤与熹宗天启皇帝的乳娘客氏狼狈为奸,专断国政,权势熏天之时。魏忠贤本系无赖出身,目不识丁,但因入宫时侍奉皇孙朱由校,并和客氏私通,由是得宠。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年仅十六,只知玩耍,一切大权尽落魏忠贤之手。朝廷内外趋炎附势者,如倪文焕、崔呈秀等等,皆拜倒在忠贤门下,形成阉党,把持朝廷各要害部门,其名目有“左右护卫”、“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等。他们横行朝廷,败坏朝纲,杀害嫔妃、迫害皇后,一批忠直正派元老重臣如杨涟、左光斗、高攀龙、魏大中、叶向高等等相继惨遭迫害,先后成了魏忠贤刀下之冤鬼。魏忠贤所到之处,官民遮道伏首,高呼“九千岁”,更有诌媚者竟高呼到“九千九百岁”。要知道,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仅以“万岁”相称。由此可见,魏阉权势是何等登峰造极。更有甚者,普天之下都为魏忠贤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大造生祠,有好些地方的生祠规模和富丽堂皇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家的宫殿。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面对阉党弄权,倒行逆施,残害生民,祸乱天下,程启南义愤填膺,不顾自己随时可能招至的杀身灭族之祸,大义凛然,“抗疏劾之”。但所上奏疏均被阉党扣压不报,并多方采取对策,对他实行恐吓报复。就在这种“黑云压顶”的形势下,他仍不退缩,再次上疏,直陈利害。疏曰:“自古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魏忠贤威移主上,蟠连禁闼,倪文焕、崔呈秀等党与摇唇膏吻横于世,指夷光为嫫母,借钩钜作刑书,以王振、刘谨之势加之郅都之手,不六翩尽空不止。今济州荒旱,彭城水决,江南地震,关中豕妖,反天不祥于斯见矣。乃尚有进玉玺赋凤仪者。臣愚以为:众正立,即朝之嘉祥;群枉至,即国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于庭,麒麟在囿,臣犹以为无因而至,而敢为回面汉行,不思变辙者乎!臣实不欲同罢驴为群,与泪俱没。乞放臣还山。”

这次上疏,使魏忠贤大为恼火,于是“即日罢归”。罢官归田的程启南,针对天下争相为权奸魏忠贤建生祠,耗费国库粮银无度,造成国库空虚;而地方上的“豪贵”,讨好魏,争先恐后拿出钱粮为魏忠贤建造私家生祠的种种丑恶行径,作文大加讥讽和鞭挞,其凛然正气,宁折不弯,令人赞叹。可惜,程启南的这些杰作在传世中佚失,使我们不能体味程启南投枪匕首般的凌厉文辞,甚为遗憾!

绝仕进 退隐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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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在位7年,年仅23岁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新皇帝沉机独断,不久,夷灭了客魏阉党。“凡抗阉者悉起田间,已巳(即公元1629年)诏升启南通政使,荫一子,旌不附忠贤也。庚午(公元1630年)廷议,以起部冗 不奉职,群推启南素遵轨躅,不欲暴贵,谢之。”此后,程启南被迁升工部左侍郎。“百废俱兴,诸什器咸备”。然而,皇室的德陵工程,因贪官与商家相勾结,故意拖延工期,借机大挖国库金银,致使这项工程“更数岁,工未就”。程启南上任后,洞悉其奸,于是大刀阔斧撤换督工官吏,并“召商责之,期以五月,砖木不至,法无贷”。商家素畏启南清廉正直,言出法随,再不敢故意拖延,加快施工进度,使这项工程顺利告竣。

德陵工程完成后,朝廷以其办事干练,政绩卓著,提升程启南为工部尚书,加大司空服俸。同时,按照成例,荫封一个儿子为官,被程启南坚决地辞谢了。

按说,程启南在重被启用复职后,官运亨通,诸事顺遂。然而,好景不长,弑害明王朝躯体的顽症痼疾旧病复发。崇祯皇帝重新起用太监当政,致使“寺人之徒嗡嗡复进”。崇祯四年八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凌驾于尚书之上,大有阉党死灰复燃之势。程启南看破世情,不欲与宦官寺人为伍,一再上疏求退,其内容大意说:“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窃政者,似犹不足异。今天子英明,日夕望太平,而蹈覆辙,酿乱胎。臣恐忠贤虽诛,而忠贤之类尚冀死灰复燃。不止羞朝廷,而辱当世之士也!”连上11疏,方获准告老还乡。

程启南致仕后,返归故土武乡,杜门谢客,绝意仕进,“长吏罕识其面”。然而他却无时不关注故乡人民的生活。时逢沁州武乡荒旱,而百姓徭役繁重,他不避怨谤,上书两院,呈请免徭减赋,使沁州豁免征粮累金3000余两。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后,大顺朝廷知其清廉正直,曾下旨请程启南出山任职,启南斥之曰“方魏忠贤时吾不仕,今谓吾俱死耶?”严辞拒绝。为了不受搅扰,程启南从告老回乡后所居住的县城,再次迁回老家信义故宅,专门修建一寨,取名“双修寨”。构筑草亭数间,终日钻研《周易》以及各家医学专著,每有心得,纂翰为文。先后著有《易宗圣录》、《阴符解》、《也足园集易时草》、《医学纂要》、《集贤录》、《心著集解》等等。他家教甚严,不拘大小长幼,均要以节义仁慈简朴传家;无论贫富贵贱,均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所以,子孙辈多有建树,世代为官,书香满门。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月,程启南早晨起来,召集族人子孙,坐列床下,说“孰易如苇,孰化如毁,人生至促也。”说罢,和族人摆开棋局,“精彩倍张,至日中返舍,跌坐良久,语不及私而卒”,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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