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河之争，是北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对疏导黄河“东流”或“北流”引发的争议。因统治者强行引导黄河回到故道，故称为“回河”。

中文名：回河之争

意义：“东流”抑止“北流”引发的争议

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泛滥大名府、恩、冀等州，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东北入海，是为北流（原入海处在今山东利津附近）。

嘉祐元年（1056），塞商胡决口，修六塔河，引河回故道。功毕，当夜再决。《宋史》载：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蒿，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五年，又在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第六埽决为二股河，经旧马颊河故道，至信阳（今属山东）东北入海，是为东流（下游河道在故道北面）。

宋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嘉祐初对修六塔河即已引发争议，当时宰相富弼赞同塞商胡北流，导河回故道，大学士欧阳修多次上疏请罢回河之议，指出：“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欲以五十步（二百五十尺）之狭容大河之水”，将是十分危险的。

以后又有两次大的争议︰

神宗熙宁初，一派主张维持北流，沿岸筑堤以防河水漫流，下游近海部分河床深阔，并可作为防御契丹的天然防线；另一派主张塞北流，开二股河以导东流。神宗同意后一派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封闭北流。同年黄河又在闭口以南向东溃决。至元丰四年（1081），澶州决口，恢复北流，东流淤塞。

哲宗时，回河东流之议又起。论者认为北边以塘泺阻契丹马足，若听任黄河流过，便成平地，无险可倚；又河口若北移，南岸将属辽界，自河而南，地势平坦，直抵京师，更为危险。反对者则认为塘泺并无军事价值，地形北高，河道不会北移。争论数年，至绍圣元年（1094），封闭北流。但元符二年（1099），河决内黄口，依旧北流，东流断决，回河之争亦息。

回河之争的内容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质就是：让黄河主流走唐代延续下来的“京东故道”（即东流，宋景祐元年以后称为“横陇故道”；宋嘉祐五年以后决为“二股河”），还是走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以后形成的“商胡大道”（即北流）？这本来是一个很清楚的工程技术问题，只要治河者独立认真地勘测对比一下新旧河道的河流大势，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由于当时的治河与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朝廷内部党争的成见，竟使得治河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在整个北宋王朝（主要是仁宗、神宗、哲宗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三次用人力强行逼河回归东流，三次在实践中遭到惨败。

公元1048年发生的黄河商胡改道，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道。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北宋王朝出于统治需要，曾三次堵口回河东流归故，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以至于到了北宋末年有人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治河时发出了“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事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于近世”的感叹。

分析三次回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从自然和技术角度看，首先是对改道后新河道的地理、自然状况认识不清，导致决策一错再错。这从欧阳修、司马光、苏辙、范百禄等众多反对回河东流而给皇帝的意见条陈中均可看出。在第三次回河时，以苏辙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就举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观点。曾任刑部、吏部侍郎的范百禄在奉命勘察河道后也撰文说：“既开撅井筒（北宋时测量地形水平高下的方法），折量地形水面高下，……皆谓故道难复”。可惜，他们的正确意见难以得到采纳。

其次，对河道变迁的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商胡改道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时相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已到了晚期。河床淤积严重，决溢灾患不断。这从北宋以前对河患的历史记载中就可看出。改道后的黄河，因势就低，尽管有入海途程较远，又“横遏西山之水”等不利因素的存在，但作为新的河道，仍极具生命力。如果能在新河道沿岸加强堤防，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而不是强行回河东流，黄河的灾害可能要稍轻些，更不至于劳民伤财，三次失败，加重河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