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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中原檄 编辑
《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相传由宋濂起草。檄文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该文的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的口号。
作品名称:谕中原檄
作品别名:奉天北伐讨元檄文、北伐檄
出处:《明实录》
作者:宋濂(存疑)
创作年代:1367年
作品体裁:檄文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临御:即统治之意。从高视下,以尊适卑皆曰“临”。御:统治。
宋祚倾移:宋朝的国祚倾覆转移。罔不:没有不。足以纲维天下:意为元初能用法度来治理天下。“维”,绳。纲,网之大绳。《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谓纲断因失其所以维系之具。“纲维”,指维持国家的法度。达人:智能通达之人。又指达观一切不受世俗缚束之人冠履倒置:即本末颠倒。“冠履”,即帽、鞋,比喻上下各有定分。意为元初虽君明臣良,但其以夷狄入主中国仍属本末颠倒之举。纲常: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五常:仁、义、礼、智、信。都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大德废长立幼:大德: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1297年—1307年)。废长立幼:指元世祖死后,嫡长孙甘麻剌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是嫡幼孙铁穆耳做了皇帝。泰定以臣弑君: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之年号(1324年—1327年)。1323年,元英宗硕德八剌被御史大夫铁失等弑杀,相传泰定帝实预其谋。天历以弟酖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1328年—1330年)。1329年元文宗毒杀其兄元明宗而自立。酖:通“鸩”,毒鸟。《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巵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子烝父妾:儿子与父亲的妾通奸。《小尔雅·广义》:“上淫曰烝,下淫曰报,旁淫曰通”。这句与上句都说的是蒙古收继婚风俗。恬不为怪:意为面对种种败坏纲常的乱象,元朝上下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恬:安然不惊动貌。宪台报怨:御史台等监察部门专干挟私报复之事。宪台:指御史台,元朝的监察机关。报怨:报复仇怨。有司毒虐:官吏刻毒暴虐。有司:意为官吏。设官分职,事各有其专司,古曰有司。天厌其德:上天讨厌元朝的立国之德。厌,憎恶。德,立国之德,古有五德终始之说。《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胡虏无百年之运:最早是汉代谶言匈奴的强盛不会超过百年,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有“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之语。这里指蒙元在中原的统治不会超过百年。信乎不谬:确实没错。信:真,确实;谬:错误。圣人:指朱元璋。一纪于兹:到这时已经十二年了。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这里说的是从1344年黄河决口,导致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到1355年朱元璋崛起这十二年之间。战战兢兢:“战战”,恐惧,动趋走。“兢兢”,小心戒慎。《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晁补之《北渚亭赋》:“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这里说的是中原人民在这十二年间找不到天命之主,不得不投机依附于各割据势力。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指当时割据中原的据传是汉族的军阀王保保使用蒙古名扩廓帖木儿。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这里也说的是王保保,他在1364年举兵击败孛罗帖木儿,攻入大都,权倾一时,被元顺帝封为河南王。凭陵:恃势凌人。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指割据关中的四个元朝军阀: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他们与王保保都是朱元璋北伐的主要进攻对象。捕妖人:指镇压红巾军。予本淮右布衣:我(朱元璋)本来是淮西的一个平民老百姓。淮西:淮河以西之地。今安徽凤阳一带之地,皆为淮西,元代曾设淮西总管府。今十有三年:指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开始崛起,独立创业,到1367年时已经十三年了。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军始平福建,执陈友定;四月大军克广州。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军克重庆,明升降。文中所说“西抵巴蜀,南控闽越”“奄及南方,尽为我有”等,皆为夸大之词。深用疚心:因为此事深感愧疚。用:以,疚心:心中愧疚。复汉官之威仪:指恢复汉人传统的礼仪、典章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于是置僚属,作文而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见司隶僚属,皆欢喜而不自胜。老吏或垂涕而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膻腥:指羊肉的荤腥味,北方少数民族喜食羊肉,故以此指代北方少数民族。这里说的是蒙古。蒙古、色目:指蒙古人和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这两个民族是元代的统治民族,地位高于汉人。逐句全译
《谕中原檄》作者宋濂(存疑)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濠州农民朱元璋崛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的势力,据有东南。接着,朱元璋于1367年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的纲领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的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谕中原檄》最开始并没有注明标题及作者,明代中叶程敏政所辑《皇明文衡》中冠以“谕中原檄”的题目,并署作者名为宋濂,为后世所普遍采用。但据《宋文宪公年谱》记载,宋濂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华乡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复自潜溪还”;其间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忧,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阕”,并未有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记载。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篇,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金华府学教授孙锵编的《宋文宪公全集》才补入《谕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为《谕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明太祖实录》中的谕中原檄部分内容
《谕中原檄》的核心观点即朱元璋政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但其对象并非是整个中华,而是“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换言之即华北汉人。朱元璋政权在此之前从未公然以华夷之辨标榜,在发布《谕中原檄》前一年所颁布的《平伪周榜》中,朱元璋政权还痛斥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对元廷不忠;而在与北伐同时进行的南征中,明军檄文也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可见《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是针对中原之民进行的政治宣传。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华北汉人被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两百多年(幽燕一带更是处于异族统治四百多年),其华夷观逐渐淡漠,甚至发生颠倒,反而认为南方为蛮夷,因此朱元璋政权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华北汉人灌输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意识,以防止华北汉人“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的状况发生。具体而言,《谕中原檄》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三点,即“天命移转”、“文化道统”与“招降劝诱”。首先该文并未否定蒙元的正统地位,甚至赞赏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后来元室子孙不肖并且“天厌其德”,使天命移转。然后又从种族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天命”该由何人承受,从种族来说,“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而且“天运循环,中原气盛”,因此必须是中国人(汉人)为真命天子;从文化来说,通过批判北方的“数雄”即李思齐、王保保等军阀,指责他们不讲纲常道义,“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虏禽兽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己任的“圣人”——朱元璋来承接“天命”。最后又劝中原之民不要跟着元朝走,号召他们共同响应朱元璋北伐,同时又招抚蒙古人、色目人,以达到扩大自己阵营、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谕中原檄》被记载于官方文献《明实录》中,同时也被《续资治通鉴纲目》、《皇明文衡》、《皇明诏令》、《皇明诏制》等20余种公私文献所收录。在其流传过程中,其版本屡遭删改,反映出时局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边患日益严重,反蒙情绪在朝野逐渐深化,影响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在明成化年间成书的敕撰史籍《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收录了《谕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删减许多,如“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凭陵跋扈,遥制朝权……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认元朝正统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与红巾军关系的句子,这一删改版被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程敏政编入《皇明文衡》中,并以“谕中原檄”为题、宋濂为作者,使后世都因袭这一版本;而另一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官员丘濬所编《世史正纲》也收录了删改版,并在其基础上又删掉了“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一句。从这些对《谕中原檄》所做的修改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后华夷之辨的意识逐渐浓厚的现象。
到了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时期,由于《谕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讳。后来《皇明文衡》等书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其中一个四库馆臣的审查意见是:“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对《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作御批中,也删节或篡改了《谕中原檄》中涉及华夷之辨的大量内容。当然《谕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编修的《明史》所收录。
到了清末,由于革命党人排满的需要,又将朱元璋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驱,对《谕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党人刘成禺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 《谕中原檄》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依据也变为革命党人的口号,如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创建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中都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
虽然《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但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提出了“华夷一家” ,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提出的“五族共和”相似。
高岱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鸿猷录》中收录了《谕中原檄》后,评论道:“我圣祖谕中原一檄,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虽《大诰》、《牧誓》何加焉!”
刘成禺
清末革命党人刘成禺评价《谕中原檄》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
吴晗
历史学家吴晗对该檄文有如下评析: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起红巾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华夏之主。那末,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决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决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钱穆
国学大师钱穆评价该檄文说:
“于(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然其于元之统治,既曰天授,嗣称天厌,仅论其命,未伸吾义。又曰:当降生圣人,而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为天降以安中国之圣人矣。然又曰: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仍自隐约谦让,不欲明白以天降之圣自居。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当时无正义严辞可陈,实由群士仕明,鲜能深明夷夏之大义,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敌我之势,至此犹若不能确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来异民族统治积威之余,士大夫内心怯弱而后有此现象,固不得责备于景濂(宋濂)一人也。”
萧公权
学者萧公权评论《谕中原檄》说: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据民众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号。……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檄中虽仍袭古义,以文化区族类,然其‘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安之’一语已与民族主权之意相近。而‘中国居内以制夷狄’之一语更略似帝国主义者优秀民族之说。此皆由九十年异族凌辱之痛苦经验中酝酿以出,代价虽高,结果则甚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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