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之狱，是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合称，为明初重大政治案件。

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兴蓝玉案。明太祖借此两案大开杀戒，14年间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

中文名：胡蓝之狱

主要人物： 明太祖朱元璋，胡惟庸，蓝玉

实质：重大政治案件

理由：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

朱元璋

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势力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权贵，如淮西和浙东权贵势力，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统治者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权贵，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他们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这成为明初朱元璋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会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以前，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他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偏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李善长的亲戚。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二年冬十月，朱元璋想要让杨宪当丞相，问刘基的看法，刘基和杨宪素来交好，但刘基却说不可以，朱元璋感到奇怪，刘基于是回答说：“杨宪有做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做丞相的器量。”朱元璋问汪广洋怎么样，刘基也以为不行，朱元璋又问：“胡惟庸怎么样？”刘基说：“胡惟庸现在只是小牛罢了，但他日后绝对会破坏车辕和耕犁。” 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

胡惟庸当了丞相后，飞扬跋扈，独掌生杀大权。他竟敢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径自处理，对不利自己的奏折隐匿不报；他还时常不奏报朱元璋，独断专行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他还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拉拢军界。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于是他的门下出现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为此深感不安，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30000多人。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蓝玉案

蓝玉，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俘获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有许多义子仗势欺人，且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他还私自占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这是一种大逆的事情）。北征以后更甚，曾天晚回师夜经喜峰关，城门不开，遂毁关而入。他与冯胜、傅友德，这两个大将一起去征云南，回来以后，他们两个人都被封为太师，蓝玉自己被封为太傅，蓝玉为此常有怨言，又有次他大言道：“我不能当太师吗？”，蓝玉不甘心居于冯胜和傅友德之下，于是上奏皇帝请求封自己为太师，皇帝不答应，蓝玉害怕了，悄悄告诉自己的亲信道：“皇帝这是在怀疑我了。”于是蓝玉谋反。这时候，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和各武臣曾经都当过蓝玉的部将，蓝玉于是派遣自己的亲信集结他们，在凌晨聚在宅子里谋议，集合士兵和各家的家奴，等到时机一到，即可造反。已经约定好了，但被锦衣卫指挥将领蒋献控告蓝玉“谋反”，皇帝命令群臣搜寻证据，证据确凿，蓝玉后被处以磔刑，夷其三族。 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此案株连被杀的高官，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25000人。

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两案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同年九月，皇帝下诏书：“胡惟庸、蓝玉的党羽，除了已经被官府捉拿，其他没有被发现的，就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武将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明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岁。

胡案与宰相制度

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而且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那胡案与宰相制度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的就是他的专权。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已经采取了措施，他曾下旨，以后再上奏书，不许再关白中书省。因为在此之前，凡是各地的奏章送给皇帝都要关白中书省，即给皇帝报告有一份，同时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这引起了希望独揽大权的朱元璋的强烈不满。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借机除掉胡惟庸的事。但除掉胡惟庸只是手段，目的则是要撤消丞相制度。并且将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说，以后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建议立丞相的人，一定要严惩六部，在丞相撤消以后，直接对皇帝负责。六个部，没有一个丞相在从中有一层管理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和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下令解散原来的大都督府，把大都督府改变为五军都督府，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一个大都督统领天下兵马，权力太大，我把它变成五个都督，一个要造反，还有四个可以制约。胡惟庸案的结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久远，中书省撤消以后，就改变了中国将近2000年的丞相制度。明、清两朝没有丞相，而所谓的“宰相”也只是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的空名而已。

蓝玉必死

再说蓝玉一案，众多的高级将领束手待擒，毫无反抗的余地，如果他们是有密谋，串联好的，或者早想造反，不可能如此束手待擒。造反是假，要除掉这些悍将是真。洪武末年，很多公、侯全已经杀，没有人再带兵打仗了，这个蓝玉是朝廷倚重的对象，为什么朱元璋到了晚年了还要杀掉蓝玉？这牵扯到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太子朱标的去世。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打天下，而坐天下的则是自己的子嗣后代。太子一死，皇太孙要继承皇位，面对的将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所以他必须要给将来的小皇帝铺平道路。所以蓝玉必死。

但封建社会皇帝的圣旨就是法律，皇帝钦点则没有“冤案”。

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惟一贫民出身的皇帝。称帝前，朱元璋和他那帮出生入死的朋友们，不分彼此，平起平坐；称帝后，政体却要求把朱元璋神圣化，这些人突然之间要在朱元璋面前拜倒称臣，这种巨变，他们不适应。另外，他们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的良田美宅，政治上经济上都极力扩张，与朱元璋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尖锐冲突。朱元璋屡兴大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绝不是简单地处置几个不忠的大臣。

朱元璋从一个贫穷百姓一跃跻身于帝王之列，其弱子幼孙能否坐稳江山，是他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当他大开杀戒时，文弱儒雅的太子朱标曾劝谏他不要滥杀无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他当时没有作声。第二天，他把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去检。朱标看到上面都是刺，面露难色。这时，朱元璋拿起棘杖，用利剑削去上面的刺，交给朱标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削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个家。”所以说，朱元璋兴起大狱的直接目的则是为后继之君计，防止文臣武将专权，扫清子嗣统治的政治障碍。其收权立威的方式虽与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不同，但性质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