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字狱是明朝时期文字狱案件的总称。由于元朝的暴政导致中国文化思想方面遭受极大的打击。此也间接的导致明朝在思想文化领域封建文人与新王朝之间的矛盾。尤其在洪武时期为甚，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文名：明朝文字狱

外文名：The Ming Dynasty literary inquisition

时期：明朝

实质：八股文

定义：明朝时期文字狱案件的总称

起因：元朝的暴政导致中国文化思想方面遭受极大的打击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显露，除了封建社会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和朱元璋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元璋出身贫苦，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皇权，尤其是在抗元时期自己亲外甥的反叛和暴元对其幼时的心灵伤害直接导致了明朝洪武年间的政治。这种时代背景和他复杂的心理亲人的背叛不仅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导致了明初的文化专制和明后期的思想启蒙人性解放出现在一个朝代。

据说，明代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却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勋臣们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就成为他们攻讦的借口之一。

围绕明代文字狱是否存在的争议大多存在于传闻与正史记载不同，传闻“文字狱”受害对象如徐一夔，在正史记载中活到了八十岁，更有传闻中已因文祸而死的人在其“死后”时间为别人写碑（传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而根据明史记载太学建成并题碑应发生于洪武15年，而周颠仙碑刻有《明太祖御制周颠仙人传》 ，据碑文载：周颠仙人为南昌建昌人，朱元璋伐陈友谅时，周颠仙人常于道旁“告太平”，朱元璋得天下后患病又被他治愈，后来周颠隐居庐山。朱元璋因此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此立碑并建碑亭，从事郎中书舍人詹希原书丹并篆额。这让本说法不攻自破。恐怕是因为清朝文字狱恶意夸大，导致明朝真实历史被篡改。因此每条下面均给出正史原文，以供大家辩证参考。

遗臣不妥协

明太祖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明太祖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传闻他在洪武三年(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他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正史原文《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杨维桢传》所载：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李，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辩》千馀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将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 ）

明史所载杨维桢的确被屡次招用却坚持拒绝入仕，但与传闻中最大的差异是，屡次征用他的是张士诚而非朱元璋 ，至于“明言跳海自尽以全名节”，更不知从何得来，杨维桢虽拒绝出仕，但也多次写文章告诫张士诚顺逆成败的道理，可见其并非是为名节不妥协的遗臣，又怎会遭到当政者逼迫入仕。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像杨维桢那样的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正史原文：《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戴良传》载：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元亡后，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

根据明史明太祖给戴良高官的膳食待遇，对他很不错，最终戴良以老疾固辞，二者各有所命，未发生矛盾。

皇帝出身低

朱元璋是通过参加元末农民军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根据野史记载朱元璋深以自己的出身为耻，也深以当过乞丐和云游僧为耻。基于自己的出身经历，他内心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他的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朱元璋统治时期，相传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统称为“表笺之祸”。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据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表笺之祸”所涉名单详见本词条下文中“案例“一节。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谣言粉碎机：学者陈学霖考证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明洪武三年（1370），诏一夔等撰《大明集礼》。王祎荐其续修《元史》，以足疾辞。五年九月，荐授杭州府学教授。次年九月，复受命参修《大明日历》，成书100卷，一夔之力居多。朝官皆推入翰林，仍以足疾坚辞。诏赐文绮、纤缯各3袭，钱6缗，准其回杭任职。后卒于任。 一夔后未参加续修《元史》。不久，荐任杭州教授，召回朝修纂《大明日历》，书成后，要授他翰林院官，因患足病而辞归。

皇帝多疑

明人徐桢卿在《翦胜野闻》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大意为：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生”和“则”都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明太祖时期

高启墨迹

正史记载高启死于魏观一案连坐被杀，”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俱被杀“ 。但有说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而明史所载卢熊死因却与传言相反《明史·列传第二十八》卢熙，字公暨，昆山人。兄熊，字公武，为兖州知府。时兵革甫定，会营鲁王府。又浚河，大役并兴。熊竭心调度，民以不扰。后坐累死 。可见卢熊是坐事累死，并未死于文祸。

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中记载了因为受表笺之祸遇害的名单：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

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

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

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与此相对应，《明史》《明太祖实录》中并无上述文祸受害者“林元亮、赵伯宁、蒋质、蒋镇、吕睿、贾翥、林云、许元、吴宪”等人的记载 ；正史有记载的仅孟清、周冕二人，但孟清活到了永乐年间，周冕更是嘉靖二十年中了进士：《明史·列传第四十九》记：黄润玉，字孟清，永乐初，徙南方富民实北京，润玉请代父行。”官异其言，许之。 ；《明史·列传第九十八》：周冕，资县人。嘉靖二十年进士。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

明成祖时期

方孝孺

朱棣登位之后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

明英宗时期

正统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张楷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坐罪免职 。

明代宗时期

景泰七年（1456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编修黄谏，主持顺天府试，因出题犯宣宗讳，被弹劾。

明宪宗时期

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交有司治罪。

明武宗时期

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

明世宗时期

明世宗

河南巡抚胡缵宗尝以事杖刑阳武知县王联，王联心怀怨恨，于是“乃摭缵宗迎驾诗“穆王八骏”语为谤”，并让他儿子冒充他朝官面圣“讼冤”，明世宗派刘讱查清污蔑后，处死王联，然心嗛缵宗，乃革缵宗职，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遭到御史汪宗器的厌恶，在吴廷举毁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学宫、书院时。汪宗器谓有所侵盗，执下狱。按之不得间，惭而止。

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

广东所进试录文体有错，帝、圣字样不行抬头，学正王本才，布政使陆杰、按察使蒋淦等，下法司逮问，嘉靖帝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尊旧制者，一律罢黜。

山东所进乡试小录有防虏御边内容，嘉靖帝认为内含讥讽，将考官教授周矿、李弘等多人廷杖八十，罢黜为民，其中监临官御史叶经死于杖下。

吏部尚书李默因部试出题有用汉唐讥讽当朝，嘉靖帝大怒，下锦衣卫镇抚司拷问，死于狱中。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给事中、张思静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贺表中万寿字未抬。

颜钧，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王守仁。明朝政府认为他的思想诡怪狂妄，下南京狱，几乎被杀，多亏门徒罗汝芳“破产救之”，被充军。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山农。他曾在家族内试行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颇大，四方之士纷纷效仿，最后被下令逮捕，死于狱中。

明神宗时期

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抨击，在他的著作《藏书》《焚书》中抨击孔子，流传极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欢迎，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对李贽进行诬蔑，将其下狱，死于狱中，年76岁。他的书多次被焚毁，天启五年又焚毁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

万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高启愚主持应天乡试，曾出题“舜亦以命禹”。万历十二年，御史弹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张居正，劝进受禅，大不敬，高启愚于是被削职遣回原籍。

明熹宗时期

魏忠贤专权时，扬州知府刘铎，不满魏忠贤，作诗赠扇，有“阴霾国事非”字样，被逮治。

明初许多视“学而优则仕”为升迁正途的儒生从此不愿入朝为官，害怕祸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编书，总是尽力推诿，实在推不掉则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诈死，佯狂，求解职事”。即使做官的也慑于皇权淫威，苟且因循，无所作为。一百年来，学问文章，不能上追唐宋，下及晚明。”

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但现代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时代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