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明李贽撰作品集。二十卷。

作品名称：李温陵集

作者：李贽

创作年代：明代

文学体裁：作品集

李贽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认为“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明灯道古录》）道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离开人的自我需要，对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东西，都不足以为道。本贽认为，道主要应当到人间的“百姓日用”之“迩言”中去寻找，“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答邓明府》）等等。

而且不仅市井小民，尽人皆如此，即使大圣大贤，亦不能无势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贽概括为“人必有私”（《德业儒臣后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也。”（《答邓石阳》）。说人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所决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为的基础，因而这就是社会人生的本性和本质。

揭露本质

由此出发，李贽揭露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违背这些本性和本质的荒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礼的问题上。在《明灯道古录》中说“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谓礼。”按照此礼，“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从我，只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所其所愿有，不格心归化者，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希望社会能给予每个人通过个人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力。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发展的要求，从而形成他的非伦理主义的伦理观。李贽的伦理观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明灯道古录》说“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贽反对以忠、孝、仁、义的伦理教条规定人的善性，他主张“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动，是为真佛。”（《失言三首》）他认为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贽高度赞赏卓文君倾心于司马相如，便不顾一切随其私奔的行为；而且还认为商人并不一定可鄙，富于他人者未必皆靠诈力。此见解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他还主张让人摆脱一切圣贤之说的桎梏，独立思考，自作主宰，这是对人的思想和个性的解放。

揭露孔学盲目

李贽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杂文中指出“以孔子为大圣”纯粹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号召人们从民族和历史的精神枷锁的学说中解放出来。李贽不仅视圣贤为凡人，而且改变了评价君臣的道德标准，从所谓敬天忠君变成了“安养斯民”，认为君德、臣德在于“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冯道》）。李贽批评假道学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行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复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学的口是心非。而对假道学的学说，即封建礼教，李贽根本不予承认。他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说臣之事君，本为名利，无所谓忠；父子亲子，本为寄托，无所谓慈。指出凡笃守礼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贽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荡涤。

李贽提倡积极有为，经世致用，他著书的目的也在于治国平天下，他称自己的《说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自刻说书序》）。李贽还认为“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只存在世人有能无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世事可为不可为的问题。他认为经世致用必须面对现实“因病发药，因时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为大也。”（《复邓石阳》）而在《藏书·赵汝愚》里提出了“治夷适时，学必经世”的观点，他说“夫孝宗，愿治之主也。治贵适时，学必经世。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为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

李贽把人世之道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把人世之道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实处，这是一种由虚而实的倾向，由此出发要求一切学问、事业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与这种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思想。李贽在文艺上最著名的观点是“童心”说，阐述此观点的文章叫《童心说》。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做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答邓名府》）而在当时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所以李贽在《童心说》的最后发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读律肤说》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焚书》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发于情性”的，那么各种风格均属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文艺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诗格均成赘物，破除了从技法、风格到内容的一切规定，由情性之自然变成情性之自由。李贽自称为“敢倡乱道”的人，在《杂说》中说道：“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其心中的悲愤和不平需要宣泄，故情之所致“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也是自然之道。

李贽的学说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远，而余独不同，非不详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生前受尽磨难，以七十六岁高龄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愿早一命归黄泉。”（《狱中八绝》之八）在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两天后方才在创伤与血泊中死去。

褒

李廷机《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

池方显《谒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钶《续藏书》序：“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

袁宗道：“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

袁宏道：“发挥天真自心，扫荡酸腐之气，慨然醒世，勃然通民。”

袁中道《李温陵传》：“……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锺会如奴隶。鸟巢可复，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许自昌《樗斋漫录》：“（冯梦龙）酷爱李氏之学，奉为蓍蔡。”

吴虞《李卓吾别传》：“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焚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

贬

顾宪成《束高景逸书》：“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

《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存目》：“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另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诛者。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如置之不论恐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

其他立场

沈瓒在《近事丛残》中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懦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沈铁《李卓吾传》说：“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