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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若 编辑
别名:古货富翁
所处时代:光绪
出生日期:1869年
逝世日期:1954年
主要作品:国闻报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
本名:方若
籍贯:浙江定海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其时泉家辈出,著述如林,古钱学研究盛极一时。著名学者如初尚龄,戴熙,李佐贤,立喜海,鲍康等辈,对后代影响颇深。方若集钱之初,时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值前辈名家藏钱散出,少有人问津之际,遂大肆收罗传世名品,珍罕古钱,盖以新出北魏“天兴”金钱,宋大礼银等而成当代巨富。旋既与杭州钱币收藏家张叔驯,重庆钱币大收藏家罗伯昭鼎峙而立,时人有谚语:“北方,南张,西蜀罗”,名噪泉坛,蜚声海内外。
方若平生爱好金石书画,尤喜古钱,嗜古成癖,自喻不贫于古,故晚号古币富翁。每有公余闲暇之时,考究历代铸钱之源,验证百家圜化之说,对古钱大小,质地,色泽,版别,纹饰,轻重,文字,伪劣,无不悉心研究,。前代金石学家,钱币学家向有秘不示人之积习,成为钱币学研究的一大障碍。但方若不为事习所染,既无门户偏见,又不垄断资料,每获有新钱,既拓赠诸友,已传古为乐。所著书稿待印者盈柜,就中巨如:《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等,皆足补前谱之遗缺,所著《言钱别录》,《言钱补录》两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相继刊行。其书一扫前谱凌乱芜杂之弊。凡所列之论说,多有前人未发现者,尤以考订“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等五代钱,博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
方若《方家长物》一书,以原钱墨拓入书编之,内收王莽六泉十布,挈刀,金错刀等三十六品。该书成书较早,据闻当时仅印二十余册,历经沧桑,鲜见传本。所著《药雨古化杂咏》一书,钱币界推崇备至。是书系名拓工谭某手拓,从数万枚古钱藏品中汇集珍稀品百枚入书,其上始东周至于清,上下二千余年。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原拓墨色均亭,纤细毕现,仅成四十余册分赠同好,海王村贾人争购之,一日而尽,展转增值,册至百金。是书每钱各配七言绝句一首吟咏,可谓珠联璧合之佳作。如《东周》“西周见后复东周,两地圜金一日收,互证布文可断自,荒唐太古说从头”《临安府钱牌》“临安行用省钱文,南渡军兴济困时,准百自书一三五,却因误二谱传疑”。从中可见方若采古人论说,在钱币上有独特见解,堪称古钱学佳作。
方若藏钱既丰,目光锐利,然其间赝鼎亦不少,时郑家相,张炯伯在天津,曾指出《药雨古化杂咏》一书中,“宁字布和宝字布,两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之物,虽铜色尚旧,亦属后铸”。但毕竟瑕不掩瑜,不会因为某些不足而影响了这部书的价值。
方若善画,尝卖画赈贫三十年,世人只知钱币学家之方若,而不知由议叙通判累迁知府之方城也。方若画法取张僧鲧,画笔摹范华原,嗣得北苑观瀑图及敦煌所出之唐画,画益与时趋相远亦。曾著有《校碑随笔》,《设画录》,《访印随笔》,《墓志类聚》,《印萃》,《陶文》,《续古玉汇考》,《药雨丛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随笔》一书,海内外鉴赏家推崇为空前之作。
方若除收藏古钱外,所集古器物颇丰,如商小臣等,皆为稀世之珍。丁巳八月,洪水为患,水退鱼跃于堂,遂自题其堂曰:“来鱼堂”,戊午改建更名为“旧雨楼”。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方若将所藏全部古钱转让给陈仁涛,对此,人颇非议,旋既悔之,无奈之下再事收罗,不数年复有规模且多异品。
方若旧藏钱币解放前夕由陈仁涛携至香港,五十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批国宝才幸免遭流散海外。
舟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文史天地》载王侠儿写方若的一篇文章,称方若为“名士”,文中对方若多有溢美之辞:“能诗善画,性好金石,收藏颇富,鉴别尤精,其所著〈校碑随笔〉海内鉴赏家推崇称为空前之作。”如此等等。与方若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夏曾佑在给他亲友信中说到方若:“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之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20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方若利用报纸索贿受贿,诬陷他人,开设赌馆,集赌抽头,大发其财,人品极其低下,这样的人怎能称“名士”,只会给定海人蒙羞。
方若画作
新编《定海县志》说方若当过《国闻报》主笔,仅此一句话容易引起人们误解,需要作些说明。《国闻报》是定海人王修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报纸。当时,报馆馆主是王修植,另一名创办人是严复,主笔是夏曾佑,跟方若毫无关系。《国闻报》以传播西学、鼓吹维新变法、揭露西方列强侵略野心为主旨。当时正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积极推行改革之际,《国闻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汉奸方若怎么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份报纸的主笔呢?
那么说方若当《国闻报》的主笔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国闻报》到光绪二十六年年初陷入了困境。上一年“戊戌变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疯狂镇压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宣传维新变法的《国闻报》面临被弹劾的危险;再则,沙皇俄国借口《国闻报》泄密,要挟清政府取缔《国闻报》。王修植迫于内外压力,出于无奈,于光绪二十六年(1899)三月二十日,将《国闻报》卖给了日本人。王修植、严复退出报馆,交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等领事郑永昌经营,郑永昌委任日本人西博村为馆主,方若为主笔。《国闻报》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为分界,这一天以后,《国闻报》由维新派的喉舌蜕变为日本的舆论工具,性质起了变化。方若这个汉奸正是在《国闻报》成为日本人的舆论工具后才当上主笔的。
《国闻报》在1900年报馆被义和团捣毁后停办,方若随之成为另一份日本人创办的报纸——《天津日日新闻》的社长兼总编。
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 “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1952年春,国家文物局以八十万元购回了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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