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毗，东晋文学家。字辅佐，谯国（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他的高祖曹休是魏国大司马。东晋初年，曹毗历任著作郎、句章令、太学博士、尚书郎、下邳太守等职。因仕途不得意，便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善写词赋，颇有文采，《晋书·文苑序》称他为“中兴之时秀”。后累迁至光禄勋 。

曾作《扬州赋》流传于世。《隋书·经籍志》收录其文集15卷。今存《涉江赋》、《秋兴赋》、《箜篌赋》等，收录于《艺文类聚》及《初学记》。其诗较有名者有《夜听捣衣》等，载于《玉台新咏》。著有《曹氏家传》 。

中文名：曹毗

国籍：中国

职业：文学家

字：辅佐

时代：东晋

官职：下邳太守

曹毗， 举孝廉后，任郎中，不久升为佐著作郎。因父丧辞职。后任名章令，征拜太学博士，累迁尚书郎、镇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曹毗因做官名位不显达，作《对儒》以自释，后官至光禄勋。

曹毗，字辅佐，谯国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马。父识，右军将军。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服阕，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其辞曰：

或问曹子曰：「夫宝以含珍为贵，士以藏器为峻，麟以绝迹标奇，松以负霜称隽，是以兰生幽涧，玉辉于仞。故子州浮沧澜而龙蟠，吴季忽万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颐神，梁生适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养和，夷迹洞润，陵冬扬芳，披雪独振也。

「今少子睎冥风，弱挺秀容，奇以幼龄，翰披孺童。吐辞则藻落杨班，抗心则志拟高鸿，味道则理贯庄肆，研妙则颖夺豪锋。固以腾广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礼为己任，申韩为宏通！既登东观，染史笔；又据太学，理儒功。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洞，养采幽翳，晦明蒙笼。不追林栖之迹，不希抱鳞之龙，不营练真之术，不慕内听之聪。而处泛位以核物，扇尘教以自濛，负盐车以显能，饰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园之场，出不蹑曾城之冲，游不践绰约之室，諆不希騄駬之踪；徒以区区之怀而整名目之典，覆蒉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检名实于俄顷之间，定得失乎一管之锋。

「子若谓我果是邪？则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则俗非不可以苟从。俗我纷以交争，利害浑而弥重，何异执朽辔以御逸驷，承劲风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劳府，对群物以耦怨双者乎？子不闻乎终军之颖，贾生之才，拔奇山东，玉映汉台，可谓响播****，声骇婴孩，而见毁绛灌之口，身离狼狈之灾。由此言之，名为实宾，福萌祸胎，朝敷荣华，夕归尘埃，未若澄虚心于玄圃，廕瑶林于蓬莱，绝世事而隽黄绮，鼓沧川而浪龙鳃者矣。蒙窃惑焉。」

主人焕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两仪既辟，阴阳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纷扰，万类云云，孰测其兆！故不登阆风，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观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矫，岂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阳草！故大人达观，任化昏晓，出不极劳，处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运屈则纡其清晖，时申则散其龙藻，此盖员动之用舍，非寻常之所宝也。

「今三明互照，二气载宣，玄教夕凝，朗风晨鲜，道以才畅，化随理全。故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齐响于五弦，安期解褐于秀林，渔父摆钩于长川。如斯则化无不融，道无不延，风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将舞黄虬于庆云，招仪凤于灵山，流玉醴乎华闼，秀朱草于庭前。何有违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辩其说而未测其源，明朝菌不可逾晦朔，蟪蛄无以观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对以终篇。」

累迁至光禄勋，卒。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

关于曹毗的卒年问题，曹道衡《晋代作家六考》一文提到: “曹毗的卒年无法考知。但据《晋书》本传，他任下邳内史后还‘累迁至光禄勋’，那么他很有可能活到穆帝升平( 357—360) 年间或稍后一些时间。” 张可礼《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一文论证: “其卒年肯定在太元八年( 383) 以后。” 今人多认同张可礼的关于曹毗卒年的说法，如任丽丽《曹毗生卒年考证》，李剑国《〈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王少杰、李萌《〈新辑搜神记〉删“杜兰香”条献疑》，贾晶晶《〈晋书·文苑传〉研究》都沿袭了这种论断，但这种说法却令人疑窦丛生。

张文把曹毗卒年定在太元八年以后，其证据有二。其一，根据曹毗任下邳内史时做《请雨文》的文章内容，断定这年的夏旱非同一般，属于大旱，然后考《晋书·五行志中》，从元帝建武元年( 317) 到东晋末 年，夏 季 大 旱 有 两 次，一 次 是 永 昌 元 年 ( 322) ，一次是太元四年( 379) ，两相比较，断定曹毗遇到的大旱只能是太元四年那一次，那么曹毗任职下邳内史的时间应为太元四年左右，则其卒年必在太元四年之后。

假定这年的夏旱属于大旱，曹毗任下邳内史的时间为太元四年。据《宋书·符瑞下》记载，晋成帝咸康八年( 342年) 九月，庐江县出玉鼎，“ 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颂》”。《北堂书钞》卷五十八引曹毗五言诗序云: “余从中书转为黄门，在直多怀，作诗书屏风云尔。” 《太平御览》二百三十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又曰: “虞谭、陈略、曹毗、毛安之并为左卫将军。” 可知，曹毗做过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引《晋起居注》记载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曰: “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官，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 则曹毗为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当在迁下邳内史之后。据《通典·职官十九》中的“晋官品”可知，著作郎为第六品，郡国内史为第五品，曹毗从第六品的著作郎迁到第五品的郡国内史，竟徘徊三十七年之久，而其又于数年之内以六十左右的年纪历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迁至光禄勋，甚不合常理。

《晋书·文苑传》记载，曹毗“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 。说明曹毗任下邳太守当在为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之后不久，起码不至于相隔太久。考“镇军大将军”系指武陵王司马晞。据《晋书·穆帝纪》记载，司马晞于永和元年( 345) 正月为镇军大将军，永和八年七月改任太宰，那么曹毗任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最早可能在永和元年，最晚亦应在永和八年之前，而在永和八年到太元四年的这二十七年里，曹毗所任官职一片空白，亦不合常理。且断定《请雨文》中的夏旱属于百年一遇的大旱过于武断。若从曹道衡《晋代作家六考》里的说法，考《晋书·五行志中》，穆帝永和六年和八年都是夏旱，推断曹毗此文作于永和六年或八年，此时曹毗官至下邳内史，则甚为妥当 。

其二，根据《晋书·乐志下》记载: “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 考《晋书·孝武帝纪》，推定俘获杨蜀的时间为太元八年( 383) ，则曹毗造宗庙歌诗当在太元八年或太元八年以后，由此可知太元八年曹毗尚在世，则其卒年必在太元八年之后。

这似乎是一条铁证，但细细读来，却发现这则材料自相矛盾。曹道衡早在《曹毗〈晋江左宗庙歌〉、〈杜兰香传〉》一文中就对这则材料的合理性进行了驳斥。宗庙歌诗是皇帝祭歌，必作于皇帝驾崩之后，因为歌诗中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皇帝的庙号和谥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的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这些绝不可能在皇帝生前出现。而太元是晋孝武帝的年号，焉得在太元中为孝武帝预作宗庙祭歌，且在歌诗中出现孝武帝的庙号? 曹毗造宗庙歌诗十首，王珣造宗庙歌诗两首，说明在增造宗庙歌诗的过程中，曹毗为主，王珣为辅。曹毗既作十帝之宗庙祭歌，太元中何以不作简文祭歌，而假手于王珣? 可知曹作在海西、简文世，而王作在孝武、安帝时。

增造宗庙歌诗绝非于太元中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这点在《宋书》中可以得到佐证。《宋书·乐志一》记: “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 珣 等 亦 增 造 宗 庙 歌 诗，然 郊 祀 遂 不 设乐。” 《宋书》为南朝梁·沈约所著，《晋书》为唐·房玄龄等著，《晋书·乐志》多本《宋书·乐志》。对比《宋书·乐志一》，可知《晋书》在引用《宋书》时删去了“宋文帝”以下三十余字，又删去曹毗前的“晋世”二字，因此造成了太元中造孝武帝宗庙歌诗的咄咄怪事。若“曹毗”前有“晋世”二字，则曹毗造宗庙歌诗的活动和太元中俘获杨蜀等事毫无关系，太元中破苻坚获乐工杨蜀的事情，只是叙述了金石始备的过程。

但张可礼在《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中提出的这则材料对于确定曹毗的卒年大有裨益。《歌哀皇帝》必为曹毗所作无疑，且必作于晋哀帝驾崩之后。 据《晋书·哀帝纪》可知，哀帝崩于兴宁三年( 365) 二月丙申，故可以肯定曹毗必卒于哀帝兴宁三年二月之后。在增造宗庙歌诗的创作活动中，曹毗是主要创作者，创作了十帝之宗庙祭歌，王珣只是补缀者，仅创作了《歌太宗简文皇帝》和《歌烈宗孝武皇帝》两首。曹毗没有创作晋简文帝的宗庙祭歌，很有可能是其在简文帝驾崩之前就已经去世。据《晋书·简文帝纪》可知，晋简文帝崩于咸安二年( 372) 七月己未，故曹毗卒年应在简文帝咸安二年七月之前。据《晋书·文苑传》记载，曹毗“累迁至光禄勋，卒”。按《晋书·职官志》:“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 ( 373) 复置”，则可推测曹毗任光禄勋当在兴宁二年或之前，那么曹毗的卒年应在其任光禄勋后数年间。综上，可知曹毗应卒于太和年间( 366—371) 。

关于曹毗的生年问题，仅有任丽丽的《曹毗生卒年考证》做过探讨，其认为曹毗的生年至少当在公元 300 年之后 ，这个结论不能说错，但其推论却有问题。任文是在肯定曹毗卒年当在太元八年之后的前提下往前推，取其极限，认为曹毗生年至少当在公元 300 年之后。上文已经否定了曹毗卒于太元八年之后的说法，所以在前提已经被否定的情况下，其结论自然站不住脚。

欲考知曹毗生年的大致年份，必须考知曹毗出仕的年份，再向前推，进而确定其生年。关于曹毗出仕的年份，曹道衡在《曹毗〈晋江左宗庙歌〉、〈杜兰香〉》一文中认为: “本传仅记蔡谟举为佐著作郎，而谟于元帝中即官侍中，前后二十余年皆显宦，于何时举曹毗，亦难踪迹。” 在《晋代作家六考》一文中，曹道衡又认为: “蔡谟辟举曹毗的时间，应为咸康八年( 342) 下半年到永和四年( 348) 这一段时间。” 因为蔡谟在成帝时代任徐州刺史，不在建康，且作为刺史，只有察举秀才、孝廉及辟举僚属之权，不可能辟举秘书监属下的佐著作郎。蔡谟举曹毗为佐著作郎，应在康帝继位，其到建康任职之后，穆帝永和四年，其一再辞官之前。

但据《宋书·符瑞下》所记，“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庐江舂谷县留珪夜见门内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围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献。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颂》” ，可知曹毗于咸康八年九月时任著作郎。著作郎和蔡谟举荐的佐著作郎绝非同一官职。

据《晋书·职官志》载: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 “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唐六典》认为晋宋著作郎和佐著作郎同为六品，误。按《通典·职官十八》中的《魏官品》，著作丞郎为第六品，中书佐著作为第七品; 《梁官品》，著作郎为六班，著作佐郎为二班; 《陈官品》，著作郎为第六品，著作佐郎为第七品。虽然《晋官品》未言，但按照历史沿革，两者品级不可能相同，佐著作郎作为著作郎的副职，应该低于著作郎的品级。考《晋书》，绝少有人以著作郎起家，多是以佐著作郎为起家官，历仕数职，才授予著作郎之职。如《晋书·张载传》记载: “载又为《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张载起家官为佐著作郎，历数职，才“复领著作”，为大著作郎。再如李剑国的《干宝考》，亦考证干宝 “永嘉五年( 311) 为佐著作郎，建武元年( 317) 擢著作郎，领修国史”。张载和干宝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皆以文名显于世，以佐著作郎为起家官。曹毗亦以文采显扬于世，曹毗的起家官应为佐著作郎无误。

且《宋书·符瑞下》中的“著作郎曹毗”亦不可能是佐著作郎之误。若此时曹毗尚为佐著作郎，据《晋书》本传所载，曹毗任佐著作郎时，曾因父丧去职。东晋“三年之丧”的具体时间，采用的是王肃的“二十五月”说，曹毗遭父丧，照例要守孝二十五个月，号为“三年之丧”。按照他咸康八年出任佐著作郎，康帝建元中的两年在家服孝推断，其出任句章令必在永和初。他服阙后先后任句章令、太学博士、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和下邳内史。上文已经肯定曹毗任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绝不晚于永和八年，任下邳内史亦当在永和六年或永和八年。从永和初到永和八年，八年间历五职，迁补转徙如流，增位进阶，仕途顺畅，和《晋书》本传中的“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自相矛盾。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一书新收录了曹毗的《伐蜀颂》一篇，云: “我皇圣仁，愍彼殊裔。黎元何辜，辛酸颠毙。爰谋卿士，启兹嘉契。乃命南藩，奋旗电逝。桓桓南藩，朗朗奇算。介如石焉，金华秋断。扙钺宣威，率义讨叛。钲鼓暂振，逆节焱散。” 按《晋书·穆帝纪》“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势降，益州平” 可知，此颂作于永和三年。颂末又云: “微微小臣，遇蒙圣恩。再染文笔，弹管儒门。表善明黜，乃怀所存。敢杨圣猷，垂之后昆。” 可知此颂为应制之作，此时曹毗应在著作郎任上。若此时曹毗仍为佐著作郎，则此后曹毗又要服父丧，则其断不可能于永和八年之前任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如此又与《晋书》本传相左。

据《晋书·文苑传》记载: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服阕，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其辞曰: ……累迁至光禄勋，卒。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

关于曹毗的仕宦经历，《晋书·文苑传》两次用了“累迁”这个词，一次是“累迁尚书郎”，一次是 “累迁至光禄勋”。第二次累迁，已考知曹毗在任下邳内史之后又历仕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等职位，方迁至光禄勋。第一次累迁，说明曹毗在任太学博士和尚书郎之间，还历职他官，否则《晋书·文苑传》应该用迁尚书郎，而不是“累迁尚书郎”。根据今天现有的资料，曹毗在任太学博士和尚书郎之间的仕宦官职，极可能是著作郎。综上，曹毗咸康八年的著作郎，绝非佐著作郎之误。既然曹毗在咸康八年已为著作郎，那么其出仕，当远在咸康八年之前。

李剑国在《〈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一文中认为: “据《晋书·蔡谟传》，蔡谟( 281— 356) 约在明帝太宁末( 325) 为太常，领秘书监，成帝临轩( 325) 拜太傅、太尉、司空，其举曹毗为佐著作郎当在太宁末领秘书监时，因为佐著作郎属秘书监。” 蔡谟在任太常、领秘书监的时候举曹毗为佐著作郎或有可能，但时间绝非明帝太宁末。

据《晋书·蔡谟传》记载:谟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时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元帝拜丞相，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乃以谟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峻平，复为侍中，迁五兵尚书，领琅邪王师。谟上疏让曰: ……疏奏，不许。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又让，不许。冬蒸，谟领祠部，主者忘设明帝位，与太常张泉俱免，白衣领职。顷之，迁太常，领秘书监，以疾不堪亲职，上疏自解，不听。

本传未言蔡谟在明帝太宁末为太常，领秘书监。且《文献通考》记载: “东晋元帝制: 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太兴三年( 320) ，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可知，因为孝廉水平良莠不齐，诏孝廉皆普延七年进行讲习，然后考试，荐举做官。那么太兴三年到咸和二年( 327) 的七年间，曹毗不可能通过“郡察孝廉，除郎中”的方式，再由蔡谟荐举为佐著作郎，故李说不当。综上，曹毗的出仕年份应在咸和二年到咸康五年之间。

“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此事在《晋书·礼志下》中明确记载为咸康四年( 338) :“咸康四年，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仪注》，太乐宿悬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宴飨，则无设乐之制。太常蔡谟议曰: ‘凡敬其事则备其礼，礼备则制有乐 …… 宜有金石之乐。’议奏从焉。” 又据《资治通鉴》卷九六记载，咸康五年，“庾亮上疏，言: ‘蜀甚弱而胡尚强，欲帅大众十万移镇石城，遣诸军罗布江、沔为伐赵之规。’帝下其议。丞相导请许之。太尉鉴议，以为: ‘资用未备，不可大举。’太常蔡谟议，以为: ……朝议多与谟同。乃诏亮不听移镇” ，可知蔡谟在咸康四年和咸康五年都在太常任上，但咸康四年、五年相距咸康八年不远，曹毗似不可能在此二年被蔡谟举为佐著作郎，而后于三四年内“父忧去职，服阙，迁句章令，征拜太常博士”。

按蔡谟本传，除了“迁太常，领秘书监”之时可能荐举曹毗外，其掌吏部时，可能性更大。据《晋书·职官志》可知，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吏部尚书主选举事。据《东晋将相大臣年表》记载: 咸和四年，二月贼平，侍中蔡谟迁五兵尚书; 咸和五年，吏部尚书孔愉二月迁右仆射，五兵尚书蔡谟迁吏部尚书; 咸和六年至八年，蔡谟皆为吏部尚书; 咸和九年无载; 咸康元年，吏部尚书为诸葛恢。 所以蔡谟举曹毗为佐著作郎当在咸和五年至八年之间。

古人一般二十左右出仕，或为公府掾，或举孝廉秀才，获得散官官资。荐举为职官，多二十余岁。又据曹毗本传载，其“少好文籍，善属词赋”，其《对儒》中亦自言“少睎冥风，弱挺秀容，奇以幼龄，翰披孺童”，可知其年少既以词赋显于世，其出仕似不应太晚，则曹毗生年应在公元 300 年至 310 年之间。

综上，可以推知曹毗约生于公元 300 年到 310 年之间，于咸和五年至八年之间出仕为佐著作郎，卒于晋废帝太和年间。其文学创作活动集中在公元 330 年到 365 年这一时期。因此，曹毗应属东晋中前期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