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 编辑

中国历史时期

宋辽金宋辽金

宋、辽、金,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并出现衰落的阶段。前后经历了319年。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向边疆地区扩展。最后,元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政权国家。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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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宋辽金

重视项目:骑射

基于:军事需要

发生时间 :960年—1279年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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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960年—1279年)时期, 封建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除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增长外,手工业的发展也很显著。生产的发展,城镇的繁荣,推动了以健身、娱乐为主的体育活动。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军事的需要使体育受到重视。印刷术的进步,为体育著述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古代各种体育活动的方式和规则,大都自宋代起才有较为详明的记载。

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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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统治者基于军事需要,重视射术和武艺。三月清明,“诸军排阵作迎敌之势,……试弩射弓”(《梦粱录》)。元丰元年(1078年)在宋神宗钦定的考核士卒武艺的标准《元丰格法》中,对步射、马射、弩射应达到的等级均有详细规定。挽弓、蹶弩既是军事技术演练、也是锻炼身体的有效方法。沈括梦溪笔谈·辩证》谓:“……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这表明,由于加强弓弩技术的训练,武卒的力量较战国时期的增大许多。

宋时民族矛盾尖锐,北地边民为抗御辽金南侵,组织了以习射为主(兼习诸般武艺)的“弓箭社”。北宋官府利用民间武力抗金,一律加以扶持。据《宋史·职官志》载:设“提举弓箭手,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又《宋史·兵志》载:熙宁三年(1070年),定州知州滕甫奏请“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苏轼任定州知州时,肯定“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加以提倡。据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年)所作调查,定、保两州就有“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约占该地总人口的 1/7。

南宋时,临安也有弓箭社组织,据《梦粱录》载:“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社”。可见北方和南方,均有这种民间习射的社团。

辽金元统治者历来重视骑射,每逢重大节日,多举行各种骑射活动。据《续文献通考·乐考》载:辽时有“射兔”活动,以木雕刻一兔为靶,分两组驰马射之,先中组为胜,败组下马向胜组进酒。该书又谓,金有射柳之戏,“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驰至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元以骑射立国,以弓矢为作战的重要武器,其骑技、射术又有发展。

由于骑射的发展,有关射术的著述颇多, 仅《宋史·艺文志》所载,即有何《射经》、徐锴《射书》等13人所著15种,共37卷,反映出当时对射术研究的丰富成果。

行之有效的养生术 宋代的养生术有可贵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进一步摆脱了自魏晋以来养生术中的神秘色彩和“服食成仙”、“长生不死”等迷信观念,走向较为切合生理实际的道路。

诗人苏轼注意养生,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种简易的导引法。宋代道士蒲处贯在《保生要录·调肢体》中说“养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并提出了一些运动方法:“故手足欲时屈伸,两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手臂前后左右轻摇;或头左右顾;或腰胯左右转,时俯时仰……”这可以说是一套包括四肢运动头部运动和转体、弯腰的中国古代健身体操。

在养生保健理论和实践方面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出现了流传的著名的八段锦。其中武八段的内容是:①仰手上举所以治上焦;②左肝右肺如射雕;③东西单托所以安其脾胃;④返而复顾所以以理其伤劳;⑤大小朝天所以通五脏;⑥咽津补气左右挑其手;⑦摆鲜之尾所以祛心疾;⑧左右攀足所以治其腰(南宋曾辑《道枢》)。

水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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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重视水军训练,自建隆元年 (960年)即位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次。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下令凿引金河水筑“金明池”,大练水军。次年于水殿观习水战时,“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宋史·礼志》)。此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练水军之用,亦作为水嬉的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载:当时有划船成为“圆阵”、“交头”,以及赛船“争标”夺彩等。大型画舫尾部设有秋千,表演者荡至与支架齐高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实为一种别开生面的跳水活动。

淳化三年(992年),赵炅“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 (《宋史·礼志》)。 可见宋代水嬉盛况之一斑。由于皇帝爱好水嬉,大臣间亦受影响,如“中贵杨戬于后堂作一大池,环以廊庞,扃周密,每浴时,……跃入池中游泳”(陆游《老学庵笔记》)。

钱塘弄潮,亦为宋时别具特色的一种水上活动,据《梦粱录》所记,每年八月官府在钱塘进行水军训练,当地青年趁潮水涌来,有的手执彩旗游于惊涛骇浪间,“腾跃百变”为戏有的踩一叶小舟,在浪潮中“穿行自如”,大显身手。钱塘江岸,观者相连,长达数十里。至于传统的端午竞渡,宋辽金元时期,各地水乡及邻水城镇,仍盛行不衰,一些少数民族近水地区亦不例外。

持续发展的几种球戏 宋辽金元时期,蹴鞠和打球继续流行,在唐代“步打”的基础上还创造了名为“捶丸”的新项目。

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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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至宋代愈益盛行,宫廷府第中常有蹴鞠之戏。徽宗赵佶酷爱蹴鞠,他的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均为蹴鞠能手。在民间还产生了蹴鞠组织“圆社”(亦称齐云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当时盛况谓:“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并详细记载了当时有关蹴鞠的场地设备及竞赛方法(参见宋人鞠图)。宋代蹴鞠除用两个球门比赛外,也有只用一个球门的。竞赛两队称为左右军,各10余人,其中球头(队长)1人,次球头(副队长)2人,还有跷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和散立等名目。左右军分别着红青二色锦袄。宫廷宴会的蹴鞠表演赛,队员于乐声中出场。开始时由球门左侧之队员传踢,适当时传给球头,球头即踢球射门架上之门洞,射中者得分;不中,则由对方踢射,如是交替,以进球多寡定胜负。胜队受奖有银碗、锦等;负队之球头则受鞭打之罚。又据出土的宋代蹴鞠纹铜镜所示,宋时还有一种男女均可参加不受场地设备限制的蹴鞠活动。从铜镜蹴鞠图上,可以看出正在进行“白打场户”活动的情景。

打球,亦称击鞠,即古代的马球运动。宋辽金元时期,统治者从军训着眼,仍提倡此项运动。《宋史·礼志》谓:“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并规定每年三月“会鞠于大明殿”。据《史》记载,宋孝宗赵“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帘,布沙除地”照常击球。也以打球为经常练兵手段,且列击球为取士的考试科目之一。每逢节日、庆典,行击球射柳之戏据《金史·礼志》所记,球场设球门(即在木板墙下开一小孔,加网为囊),两队骑马持鞠杖相争逐,以杖击球,入网者胜。球门有单门与双门两种,球以木作成,涂以红色。骑马打球称“大打”,骑驴骡打球称“小打”,人数无定额,可多至百余人。金元时期端午节及重阳节,皇族及百官能击球者,“骑上等骏马,……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而球子忽绰在球棍上,随马奔如电,终不坠地。力捷而熟娴者,以球子挑剔跳踯于虚空中,而终不离于球仗,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日下旧闻考》)。

捶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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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唐代“步打”发展而来,宋辽金元时均盛行。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有一位题其书房为“宁志斋”的老人,著《丸经》2卷。他肯定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怡怿乎精神”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丸经》共32章,对捶丸活动的场地、设备、竞赛方式与裁判规则等,均有详细记载。根据地形选择场地,作成球穴。球以坚固的木料制成,棒为木竹合制。竞赛人数可 3~10人,双数可分两班比赛。竞赛方法主要是以棒击球进穴,以筹计胜负。从《丸经》这一珍贵的体育专著中,可知中国远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欧洲高尔夫球的运动。

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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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都城纪胜》“相扑”条载:“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这里明确记载了当时摔跤的一些名称,并与拳术加以区别。北宋时的汴京,在一般平民游乐的“瓦市”,均有相扑表演。每年六月初六,万胜门外演出的伎艺中,有相扑及乔相扑。南宋时,“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 例用左右军相扑”(《东京梦华录》)。专门承应这种差事的名为“内等子”,由左右军中选出120名膂力过人者组成。其中除10名剑棒手外,均为相扑手。 民间相扑也相当普遍, 能手极多,杭州城内外,“瓦舍”不下10余处,多有相扑手在那里卖艺。仅《武林旧事》一书所载,就有王侥大等53人之多。护国寺南高峰有露台争交之举,“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敌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可得“旗帐、银盆、彩缎、锦袄、马匹”等,并可“补军佐之职”(《梦粱录》)。南宋时,体育、文艺、杂剧等集社之风在临安盛行《武林旧事》《繁胜录》中记有多种社名,“有数社不下百人”,相扑社就是其中之一。相扑社是一种民间组织,它的出现,标志着相扑已自成一类,有专门表演摔跤的班子和特设的场地,并不断地交流技术和统一比赛的规则。

女子相扑,首见于三国时末帝孙皓的宫中,但在民间公开表演,则始于宋代。这与宋代君臣溺于宴乐留连酒色和贵家子弟、富商巨贾冶游无度的社会风气有关。嘉佑(1056年—1063年)年间,司马光曾上书仁宗赵祯,请禁止“妇人相扑”,并谓:“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三)。民间相扑表演时,“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即以女子相扑吸引观众当时杭州城的女子相扑名手有“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妹”等(《梦粱录》)。元代时,民间摔跤仍然流行,特别在蒙古族中广为开展。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海都王的女儿爱扎路克曾提出,能在角力中胜她的才与之结婚;如果输给她,就要赔马一百匹。结果许多求婚的青年都败在她的手下。

两种性质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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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为了迅速传递军情,官府十分重视发现和训练善于长跑的人。宋代在民间武艺组织“弓箭社”中选出能长跑的人名为“急脚子”。泰和六年(1206年),“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金史·章宗本纪》)元代的急递铺兵,甚至达到“一昼夜行四百里”(《元史·兵志》)。以上属于职业性质的长跑。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建“贵赤卫”,担负元大都(今北京)及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警卫。元代统治者为检阅这支军队的身体素质及长跑技能,每年举行一次长跑竞赛据元朝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长跑竞赛有两条路线:一条以河西务(河北武清县东北)为起点,至大都内中(宫廷)为终点;另一条以泥河儿(河北宣化县东)为起点,至上都内中为终点;每10里或15里、25里设 1铺,急递铺兵上下传递作接力赛。赛前在起点处“约之以绳”,各队参加者横列绳后,开始时将绳去掉,齐向终点奔跑。约3个时辰(6小时)跑完全程(约180里),“直抵御前……先至者赐银一饼,余者赐缎匹有差”,实为一种定期举行的超长距离的越野接力赛跑。

围棋和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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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围棋、投壶作为雅“戏”, 仍受文人和统治阶级的重视, 盛行不衰。《荆公诗注》有一段关于宋太宗与待诏贾元对弈的记述:“太宗饶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汝’。既而满局, 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诈也,更围一局,汝胜赐汝绯,不胜投汝于泥中;既而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之水。(贾元)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辑著《忘忧清乐集》,收有北宋张拟《棋经》13篇以及南宋初著名国手刘仲甫《棋诀》4 篇等,为仅存的宋刻本棋著。

投壶继续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司马光于熙宁五年(1072年)著《投壶新格》。 序中说: “夫投壶细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明确提出了寓德育于体育之中的观点。该书还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等。司马光本人也喜爱投壶,居洛阳时,“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渑水燕谈录》)。他的《投壶新格》就是这一时期写出的。

抗金名将岳飞,也“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宋史·岳飞传》)。元朝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官名)小云石海涯“稍暇辄投壶雅歌”(《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可见投壶在宋元时期,仍为上层社会常见的文娱活动。

综观这一时期的体育史实,可以看出养生术、球戏、相扑、长跑、围棋等均继续流行;水上活动、女子相扑等有较明显的发展。特别是民间弓箭社、齐云社、相扑社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民间体育步入了有组织地进行的阶段。此一时期的体育著述得以流传后世的,也较前代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