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塨 编辑
李塨(1659年5月14日——1733年2月14日) ,清初哲学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曹家蕞人。李塨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在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且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此幅李塨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中文名:李塨
别名:字刚主,号恕谷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659年5月14日
逝世日期:1733年2月14日
职业:哲学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继承、发展颜元学说
出生地:直隶蠡县曹家蕞
代表作品:《四书传注》《周易传注》
性别:男
属相:猪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悫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年),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李塨像
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特别是均田,尤认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法:“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在人材选拔上,李塨也是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如说:“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乡举里选行之,或因时酌略,而大体莫易。”但李塨不主张事事拘泥于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中记:“习斋规先生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比如是否恢复封建的问题,李塨说:“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
值得注意的是,李塨还很详细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八岁入乡学,乡师教之孝弟、幼仪、认字,习九九数。读《孝经》《论语》《大学》《孟子》,及《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并习小乐小舞。十五岁,入县学,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讲究经世济民之道,读《资治通鉴》及古文。习礼乐、骑射、六书、九数,作策论。聪颖者可涉猎九经、廿一史。二十岁,教成者进之郡学,教之三学,察试德行学艺。再经藩学、成均,察试后即谓之太学生。然后,分科以为士,共分礼仪、乐律、天文、农政、兵法、刑罚、艺能方域、理财、兼科等九科。乡、县、郡要定期考核这些士子并向政府进行推荐,以供选用。特别是小学,李塨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儿童自八岁至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颜元所未及探讨的。
颜元和李塨的学派在当时被称为“颜李学派”。该学派以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他主张“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认识论,批判程朱派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注重实际知识,认为“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反对训诂考证,但又有复古、禁欲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曾与黄宗羲弟子、史学家万斯同交往。
李塨曾说过:“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痛。”这话真是沉痛极了。我们中国文化之邦在家里“嚼笔吮毫”,研习礼乐文章,不谙文化的外夷们早就在那秣马厉兵,蠢蠢欲动了。到最后,直落得个“大命遂倾”,只有将“二帝三王相传”之大好河山,拱手让于“不文”之民。
颜元也说过:“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和李塨所说的:“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都是一个意思。但我认为,颜李所说的“开卷有害”,并不是认为所有的书都不好,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的一些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应该知行平衡。
最初阶段
颜李学派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作为其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在批判宋明理学的空谈性道德,鄙弃“实事实功之风”的基础上,提出了“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观,主张不是从个人道德完善而是从济世救民的实际功业完成方面来论圣贤;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求学者既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社会责任感,又必须具有济世救民的真正本领,而对 后者尤为重视,认为德性知识在济世救民的实际才能活动中才能真正体现。颜李学派德育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对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否定。
发学派展
对人才的要求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明朝灭亡、清兵入主、天下残破的惨痛事实,促使颜李学派思想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学学风的空疏无用,人才的柔弱无能,并且认为这正是导致亡国之祸的重要原因,变革与启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时这些进步的思想家适应时代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义利观上,颜李学派也冲破了宋明理学樊篱,提出了“以义为利”的义利关系说,从而为其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颜李认为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才是圣贤。“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这是他们的人才理想,也是他们提出的品德修养和教育的目标。颜李学派鼓励人们立志用功,学作圣人。“学者,学作圣人也”、“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人都是无志的人。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
颜李学派还阐述了作圣的具体要求。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往直前、变革现实的勇气。明清之际的历史动荡,使颜李学派已经预感到了重大的社会转机正在孕育发展。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文盛之极必衰”的转机关头。这种转机存在着两种前途:或者“返文于实”,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于野”,使“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为了使社会转变朝着利于生民百姓的方向发展,颜李学派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留意世事、关心民瘼,要求学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圣道,扭转乾坤。
颜李学派呼唤真学真圣。他们的圣贤是能够“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具实学有实用的人才。他们对于作圣贤的具体要求,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德、才两个方面,只不过颜李学派是把有“才”作为“德”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方面来要求并且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其理想人才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来谈的。而对于实际才能与事功则尤为重视。这一传统儒家专从个人心性修养、品德完善方面来要求的观点,无疑是有根本区别的,具有功利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其具体内容和要求都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可以说,颜李学派的德育观是功利主义的德育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范围,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济苍生”、“担荷圣道”等传统范畴,但是,颜李学派的功利主义德育观是对宋明理学超功利主义德育观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学教育的衰颓,是中国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声。在崇尚空疏、鄙弃事功的“文盛之极”的时代,其历史意义尤其不可低估。
1、本站所有文本、信息、视频文件等,仅代表本站观点或作者本人观点,请网友谨慎参考使用。
2、本站信息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
3、对任何由于使用本站内容而引起的诉讼、纠纷,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侵犯你版权的,请来信(邮箱:baike52199@gmail.com)指出,核实后,本站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