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载（1905-1997），原名马存汉，1905年10月出生于安阳县武旺村一农民家庭。 1945年，马载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8月24日，马载于北京逝世。

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就读于黄埔四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奉命到河南做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参加领导了河北磁县农民武装起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河北平山县委组织部长、山西孟平县委书记、冀中十分区地委书记、北岳区党委工作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热河省委组织部长、热辽地委书记、热河省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马载同志历任衡阳铁路管理局政委、党委书记，全国供销总社生产局局长，新疆中苏石油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石油工业部基建司司长。

1958年9月，四川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大学）正式成立后，经国务院任命，马载同志为学校首任院长（庚即学校成立临时党委，马载兼任党委书记）。1962年5月，马院长奉命调离学校，赴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副主任，后在轻工业部顾问（享受正部级待遇）岗位上离休。

（概述图来源 ）

中文名：马载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5年9月

逝世日期：1997年8月24日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出生地：河南省安阳县曲沟乡武旺村

原名：马存汉

马载，原名马存汉，1905年10月出生在安阳县武旺村一个农民家庭。马载的父亲以推独轮车卖煤为生，一次推八百斤煤，往返一百多华里到安阳城卖，赚钱养活全家七口人。马载兄弟四个，他是老四。几个哥哥逐渐成人后，干活的人多了，母亲又勤劳俭朴，家里逐渐添置了几亩薄田，才吃上了粗米淡饭。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马载家因缴不起杂税，父亲经常被当地民团绑架打骂。这时的马载已经是安阳城内的高小学生，家庭的苦难经历和“五四”反帝反军阀新思潮的影响，给马载的心灵打上了反帝爱国反军阀的烙印。当“五四”运动在安阳城乡兴起的时候，马载表现得特别兴奋。他和其他学校师生一样，上街参加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口号，还拿起剪刀与其他同学一起，跑到大街小巷剪辫子，到商店里查日货，向商人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

1925年4月，马载从省立第十一中学毕业。那时候，中学是四年制，不分初高中，毕业即可考大学。马载自然想考大学，当科学家，实业救国；还想过学医，治病救人。但看到中国天空战云密布，大好河山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又感觉前途迷茫。通过和同学们研究当时的中国政局，马载认为没有武力是救不了中国的，于是到开封参加了国民二军的学生军。不久，广州黄埔军校来开封招生，马载第一个报了名。1925年秋天，马载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在军校学习期间，马载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得到极大提高，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和办法，也找到了人生的道路。1926年10月，马载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正值北伐军总攻武昌和省港举行大罢工期间，于是被分配到省港工人教导团任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马载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一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他立即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7月，大革命失败后，马载接受新任务准备去南昌参加起义。当得知起义部队已经退出南昌时，马载又接受派遣到湖北领导农民武装。但马载到达那里后，农民武装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缴械解散，于是又接受派遣回到河南。1927年10月，马载回到家乡。马载跟中共安阳地、县委领导人杨介人等接上组织关系后，县委派他以回家务农的方式搞农民武装工作。

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运动，农民协会活动受阻。为此，安阳县委决定组织“抗袁联合会”，发动、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斗争，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让农民获得经济利益，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组织农民武装力量，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按照县委指示，马载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农村串联发动。抗袁联合会的大旗在当中岗竖起来后，许多贫苦农民纷纷踊跃参加。马载还具体负责组建了一支农民武装，武器有长枪、标枪、大刀、长矛等。抗袁联合会的声威大振，群众斗争情绪高昂，地主们都不敢再催租逼租了。

1928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调马载到开封搞地下交通工作。马载于是告别家人，到开封相国寺前街开设了一个小杂货铺，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这个交通站只同省委宣传部长凯丰单线联系，负责接待各县和中央来人。凡来的人以买东西为名对暗号，对准了再看他的信件，然后领着去见凯丰同志。但后来，巩县县委书记被捕供出开封党的机关，马载按照凯丰的指示，进行了安全转移。

11月，马载被派往林县天门会做农民武装工作。马载到天门会后，进攻天门会的国民党新军阀庞炳勋部失利，提出同韩欲明谈判。马载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担心韩欲明中计受骗，就一起商定了三条谈判原则：第一不接受改编，第二不离开林县，第三废除苛捐杂税。这三条原则像一把利刃，戳穿了庞炳勋的阴谋诡计。庞炳勋遂勾结晋军夹攻天门会。1929那年1月21日夜，马载同韩欲明率先从黄华口突围后分散隐蔽。

回到安阳后，由于安阳党组织遭到破坏，省委于1929年4月，调马载任新乡县委书记。在新乡，为了掩护身份，开展工作，马载经常化妆成锻磨的石匠，背上个马褡子，装上锻磨锤、錾头，走街串户，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有时候，马载化装成商贩，推车、挑担，到新乡、获嘉城里活动；有时候，马载穿上工人服装，去新乡、焦作等地发动工人运动。

1930年安阳“袁坟事件”后，马载接受省委新的任务，回安阳任安阳县委书记，恢复党的工作。

1932年10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马载到磁县参加领导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马载和暴动其他领导在转移至磁县西部山区时被民团逮捕。随后，马载他们被转送关押在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马载被判12年徒刑。

马载虽然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但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不但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党支部和读书会，还一次次组织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提出改善待遇要求。

第一次绝食斗争是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开始时，难友们有说有笑，互相勉励。到了第四天，人人饥寒交迫，有的呼饥号寒，有的暗自呻吟，多数口干舌燥，还有的咳嗽出血来。看守们见他们不吃饭，就抬到院子里毒打一顿，把难友们的嘴撬开灌牛奶。马载咬紧牙关，一口未喝。就这样艰苦地斗争下去，终于取得了改善生活条件的胜利。

最后一次绝食斗争是在1935年，为反对看守无故捆打难友而进行的。当时，难友们都遭致惨无人道的毒打，尤其马载被看守用“马缠四蹄”的酷刑，捆成一个肉蛋，一不准放风，二不准大小便，整整捆了二十四小时，绳子把手脚和脖子勒出一道道深沟。但即使是这样的酷刑，马载他们都战胜了。

1936年春，难友们开展了一场新的斗争，联名向地方法院递交了他们的控告状，控告看守所对犯人克扣口粮、贪污菜金等劣迹。狱方害怕控告如果真的生效，对他们不利，表示愿意与难友们谈判。经过谈判，难友们的优待条件都得到了恢复。

1937年8月，冀中抗日义勇军前来劫狱，砸开牢门，马载等一批革命同志被营救出狱。从这时起，马载把名字由原来的马存汉改为马载，表示革命征途上任重道远之意。

出狱后，马载在义勇军部队，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马载在阜平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被调到平山县任县委组织部长。1937年底，马载任孟平县委书记，后任冀中十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5年，马载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马载曾先后出任热河省委组织部长、热辽地委书记。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马载任热河省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载历任四川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总社副主任等职，1978年任轻工部顾问，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8月24日，马载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1931年夏，马载到六河沟煤矿当了井下推罐工，发动工人运动。

马载在同工人共同劳动中，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感情，成为矿工的知音。每到夜色阑珊，马载就到工人宿舍拉家常，倾听工人心声。一次，一位矿工气愤地说：“上个月我干了二十八个班，柜上只发给我二十天工资。”另一个矿工也提意见说：“工人病了，工头不管，下了班没地方洗澡。”还有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不准打骂工人，有的提出工人要组织起来，学开滦煤矿成立矿工工会。马载经过深入了解，认识到矿工的迫切要求，就是组织起来，反打骂、要欠资。于是，开始在工人中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对象。

1931年冬，马载和胡金山、纪德贵等五个党员秘密组成了地下党支部，马载出任党支部书记，胡金山、纪德贵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通过分析工人情绪和大革命时期工会遭破坏的教训，他们决定采用民间结金兰、拜把子的形式，先成立个“朋友社”。支部形成决议后，支委和党员分头串连发动。仅几天时间，就发动了三十多个社员。而后，朋友社在石场村召开了成立会议，宣誓要同甘苦、共患难，决不贪生怕死，要除暴助弱，专打不平。对内的纲领是：要团结全体矿工，反对打骂工人和矿资本家剥削。

矿工们听说朋友社替工人打抱不平，要求入社的越来越多。没过几天，就发展到七十多人。有两个外号叫“屎壳郎”和“大眼狮子”的监工，在朋友社教育下，改变了对矿工的态度。这样一来，加入朋友社的矿工一下子猛增到二百多人。

六河沟煤矿丁矿师和胡监工非常凶恶，经常打骂矿工。丁矿师尤其凶恶，他每逢星期一下井，矿工们必须迎接，还得口称“丁师爷”。一次，他发现欢迎人群里没有吴守清，就问在哪。吴守清在后面听见了赶忙跑过来赔笑迎接，一个“丁”字还未出口，丁矿师就打了他两耳光：“他妈的，你知道今天礼拜几吗！”

打虎先扳牙，党支部决定首先惩治“尥蹶骡子”丁矿师。井下有条二十多度的马机坡泥泞难行，马载他们准备就在这里惩治丁矿师。一天，矿工李三荣远远看见丁矿师扒着柱子一步一滑走来，他先将大粪涂抹在柱子上，又将柱子底部挖空。丁矿师走过来，一扒柱子抓了一手屎，随后柱子一倒跌了个面朝天。躲在一旁的李三荣高兴地离去。

丁矿师还有一条路线，就是傍晚坐轧车从台子寨回观台。矿工李昆成端一粪杈人粪在漳河北岸山沟等待着，当丁矿师眯着眼过来时，他眼明手快，举杈给丁矿师扣了一脸屎糊涂。轧车工人停车逃走，丁矿师被屎糊着眼看不清道路瞎跑。李昆成见了，又赶上狠狠打了他几粪杈。

第二天，朋友社散发了丁矿师吃屎、戴粪盔逃跑的传单，提出了矿工们团结起来反对打骂的口号。丁矿师看到传单后，再也不敢打骂工人了。接着，朋友社又用类似的办法惩治了胡监工。通过惩治这两个坏蛋，长了工人的志气，灭了工头的威风，广大矿工都团结到朋友社的周围，两个月即发展到700多人。

反打骂斗争取得胜利后，鉴于当时的形势，党支部和朋友社又不失时机地将工人的斗争锋芒引导到要欠资、反剥削上来，把六河沟煤矿的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2年春节，寨墙里的资本家花天酒地，墙外工人住宅区一片凄凉，不时传来妇孺的呼饥号寒声。此时的马载，虽然离家不足五十华里，但他没有回家同亲人团聚，而是在召开党员大会，商讨向资本家要欠资的大事。当时的会场十分活跃，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罢工要欠资。随后，马载起草了“罢工宣言”，印成传单，张贴到矿上大街小巷和附近农村。

1932年2月23日傍晚，党支部委员纪德贵带领朋友社的骨干，在台寨窑口堆起了一个假坟墓，插上招魂幡和哭丧杖，又在入井处放了一个劳盆。来下井的矿工们看到这种不吉利的情景，谁也不下井了。来威胁矿工下井的工头，也被愤怒的矿工吓跑了。资本家无奈，派代表跟工人谈判，答应先补发一个月欠资。马载他们认为达到了初步要求，就结束了这次罢工，布置了下次要七十天欠资的斗争任务。

3月22日观台镇庙会，党支部和朋友社准备在庙会期间发动罢工，扩大影响。从3月15日开始，朋友社成员就分头串连，开始小型搁班，为大罢工做准备造舆论。矿资本家看到苗头后，赶紧又给矿工发了一个月欠资，一个月后又付给矿工二十天欠资。欠资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要到八十天欠资以后，有少数工人产生了消极情绪。如果不提出新的斗争目标，就动员不起来工人同资本家继续作斗争。1932年5月2日，六河沟煤矿党支部和朋友社决定，发动以增资为内容的第二次大罢工。

5月2日晚7时，上晚班的工人陆陆续续来到平窑口坐着，有说有笑就是不下井。不大一会儿，工头来催工人下坑（平窑叫坑）。工人们说：“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答应了就下坑。”工头们受过工人的惩罚，也没了往日的威风，面对罢工束手无策。工人见了，信心倍增，火焰愈旺，齐声高呼：“我们要活命，要生存，不答应增加工资，决不下坑！”矿工们为争生存而战斗的吼声，震撼了围墙里矿资本家的办公大楼。被罢工怒潮吓破胆的资本家，忙请磁县民团团长王会哲来镇压工人。

王会哲带着矿警过来，厉声质问矿工为什么不下坑。矿工齐声高喊：“粮价天天涨，工资不涨，我们生活不下去了，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王会哲听后无言以对，便鸣枪警告，要求派代表。纪德贵唯恐中计，暗示朋友社骨干高喊：“我们没有代表。”王会哲听了，一瞪眼：“你们要造反？！”工人们群情激奋，像潮水般一涌而上：“我们矿上的事，不与你妻侄相干！打他狗娘养的！”话音刚落，就有无数石块向王会哲投去。王会哲见势不妙，扭头就跑。工人们像赶疯狗一样，边追赶、边扔石块，边喊：“抓住王会哲，别让他跑了！”王会哲只顾拼命逃跑，洋草帽被风刮掉，也顾不得拾了。

资本家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便派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许诺说矿方答应增加工资，让先下坑。虽然第二天，矿方给工人发了二十天欠资和病假工资，但直到同年7月，矿方仍未给工人增加工资。六河沟煤矿党支部、朋友社于是发动了大罢工。矿方请驻军镇压未成，被迫答应将矿工工资由每天四角增加到四角五分。

1932年9月，中共六河沟煤矿党支部根据党关于“发动大规模罢工，以牵制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指示精神，发动了万人大罢工。大罢工前，党支部和朋友社的骨干在石场村西山脚下两间破房子里召开会议。马载总结了十个月来要欠资和增资斗争的胜利，讲述了发动万人大罢工的意义和工资增至五角的要求，分析了矿方可能采取的对付手段，提出了应付各种事变的对策。

9月29日黎明，大罢工开始了。驻漳河北岸等地的矿工和农民兄弟，一队队举着红旗，扛着大刀、长矛、洋枪、土炮、抬枪等武器，按照各自的方位临阵以待，人山人海，绵延数里，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强大力量。

9时许，从漳河南岸开来一列小火车，车上载着灰色军服的国民党部队——第二十九集团军高桂滋部。这时候，漳河北岸的工农武装跃跃欲试，数不清的土喇叭向军队喊话了：“兄弟们！我们都是矿工，要求增加工资，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而罢工的。穷苦人不打穷苦人，你们不要当资本家镇压工人的刽子手！”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传到小火车上，传到官兵的耳朵里。小火车停了一会儿，倒退着开了回去。

原来，矿方谎报土匪作乱，高桂滋部在车上听到宣传，知道不是土匪，加上军内有我地下党员做工作，就回去了。矿方这下乱了阵脚。四天后，党支部和朋友社带领二三千矿工，到观台镇矿办大楼示威。矿工们队容整齐，怒气冲天，要求增资的吼声震撼了观台南山，大有踏平资本家围墙之势。资本家吓得胆战心惊，急忙派代表向矿工求和，答应工资从1933年元月起，再增加到五角。党支部和朋友社认为大罢工目的已经实现，号召工人复了工，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壮大了六河沟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