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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 编辑
变文,古代说唱文学体裁,兴起于唐代。在诗歌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散文文体文风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的同时,唐代在其他文体的发展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小说出现了新的体式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它的发展与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大致同步,中唐达于极盛,至晚唐而稍衰。除唐传奇之外,此时还出现了通俗文体俗讲和变文。俗讲和变文,不仅扩大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而且在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
中文名:变文
别名:变
流行时期:唐代
特点:韵散结合、浅显平易
主要内容: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代表作品:《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
地区:中国
实质:通俗讲经的本子
词目:变文
汉语拼音:biàn wén
注音:ㄅㄧㄢˋ ㄨㄣˊ
唐代兴起的一种讲唱文学。变文文体是由散文及韵文交替组成,以铺叙佛经义旨为主。内容为演绎佛经故事(如目莲变文、维摩结经讲经文)及历史、民间故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是研究我国讲唱文学的重要材料。
1. 变换文词。谓在行文中用不同的文词以表达相同的意思。
《诗·小雅·鹤鸣》“鱼潜在渊” 郑玄 笺:“良鱼在渊。” 唐 孔颖达 疏:“不云大鱼而云良鱼者,以其喻善人,故变文称良也。”
2. 文体名。简称“变”。
唐 五代 时期的一种说唱文学,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亦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 敦煌 石窟中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近人所编《敦煌变文集》,辑录较为详备。
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
中国唐代俗讲底本。说唱文学体裁。现存敦煌写本《降魔变文》中有“大唐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称号,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七载 (748)至八载,是现知变文最早的确切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 ;也有学者认为 ,“变”系从梵语音译而来。六朝时曾有《骑马变图》、《九宫变图》及《宝积经变》、《法华变》、《弥勒变》。唐初又有张孝师的《地狱变》以及《降魔变》等,都是图画。晚唐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变文与变相图相辅而行,都可以简称为变。
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说散体,如《刘家太子变》;有六言赋体,如《舜子至孝变文》,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汉将王陵变》。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唱历史故事,还可以演讲当代时事,如《张义潮变文》。说唱变文者称为转变(转同啭,即唱),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俗家歌女。
变文的名称虽早见于文献记载,但变文实物则19世纪末才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近代学者多用变文的名称概举俗讲经文及俗赋、词文、话本等说唱文学,如《敦煌变文集》就收入了多种文体的通俗文学作品。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陆续提出疑议,认为变文应以原题有“变”字的文体作为标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 , 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并以说唱相间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应当视为戏曲和通俗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
变文也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然后尚无定论。长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经文”、“俗文”、“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孟棨《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变文则更发扬了这个特长。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赵璘《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束缚,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呼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影响之广。郭湜《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称《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另一种是前面不引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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