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 编辑

北宋理学家

孙复孙复

孙复(992年—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武第四十九代孙,与胡瑗、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

孙复幼年家贫,父亲早亡,学习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四次进入汴京,参加科举全都落第,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安贫乐道,不求权要资助,不以生计为意,聚书满室,教导弟子儒道思想,乐此不疲。培养的贤良之士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人,皆一时精英,大有作为,人称“泰山先生”。庆历二年(1042年),参知政事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联合富弼等推荐孙复,出任国子监直讲,得到了宋仁宗礼敬,不久因事遭贬。后累迁殿中丞。嘉佑二年(1057年),病逝于家中。宋仁宗赐钱治丧,欧阳修亲撰墓志铭。

(概述图:取自清代道光十三年刻《鲁两先生合集》 )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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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孙复

别名:泰山先生

字:明复

号:富春

所处时代: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晋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

出生日期:992年

逝世日期:1057年

主要作品:《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睢阳子集》等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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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孙复孙复

孙复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经历已不可确考。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孙复年届三十六岁,范仲淹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孙复上书范仲淹, 范给予其经济资助,并为他谋了学职,授以《春秋》。以后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去应举。

泰山讲学

景祐元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孙复科考失利,盖由于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 通过郓城举子士建中介绍,孙复认识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事孙复。孙复居泰山八年,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

步入仕途

庆历一年(1042年),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荐下,孙复以布衣超拜,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的"复古劝学"主张,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从此而兴。

孙复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当朝一些大臣的关注,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仁宗到太学巡视,赐孙复绯衣银鱼,并有意委孙复为侍讲,为皇帝进讲,解释古书的疑义,后因人反对而未成。

卒于任所

庆历七年(1047年),坐徐州举子孔直温案,贬外职,后重返太学任教。时有徐州人孔直温,因引诱军士谋将捕,搜其家时得到孙复的诗词,孙复因而受到牵连,并遭到贬官处理,遣为应天府判官事。这时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官员为其说情,最后仍留为国子监直讲,后又被迁任为殿中丞之职,至卒。

孙复病重时期,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了一个书吏,给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

嘉祐二年(1057年)七月,孙复病逝。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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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就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孙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

孙复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

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的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

文化成就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

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学成就

在经学方面,孙复撰有《易说》,早佚。孙复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学,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

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中值得注意处有三点:一、提倡儒家"道统":他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二、排斥佛、道二教:写了《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以复兴儒家文化。三、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敞、瞿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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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

欧阳修评论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意为多。”

朱熹:“近时言《春秋》者,如陆淳、孙明复,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是得圣人意。”

乾隆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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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而在40岁(一说5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将其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时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绩都很显赫,为人处事亦很正派,他将其侄女下嫁给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于天下,他一时成为学界权威。

孔子的后裔孔道辅,时为龙图阁待制,很有声望,亦前来拜见孙复。拜见时,石介立侍孙复的左右,举行礼仪时,升降拜则扶持着,往谢孔道辅时亦然。孙复所主持的泰山书院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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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孙君房

祖父:孙胜

父亲:孙有功

长子:孙大年,于嘉佑三年十一月(1058年),因张万平上言,特补效社斋郎,后不显。

孙子:孙元,世居泰安市范镇岔河村,在村北建祠堂(遗址仍存),经营百亩祭田。

来孙:孙佑邦,字良辅,其人文武兼备,功盖天下。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被敕封为“忠义承信郎”。在兖州奉符县(今泰安)岔河村经营祠堂,积田百亩。淑配范夫人,范仲淹之后,继配王夫人,侧室余夫人,共生六子,人烟甚旺。良辅去世后,其一子名得回原籍临汾东宜村老家,为明复公祀。后该支又分出东西两支。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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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春秋总论》3卷,《睢阳子集》10卷,《易说》64篇。《孙明复小集》等。

人物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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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复和胡瑗的关系,后人的认识中多有歧见。这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孙复和胡瑗是否在泰山同学过?二是孙复和胡瑗是否“交恶”?

今所见最早的认为孙复和胡瑗曾同学泰山的记载,是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所引胡瑗曾孙胡滌的说法,谓两人曾“同读书泰山”,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亦依此为说。然而,有两点却让人怀疑此说所述事情的真实性:

其一,考诸现存文献,可知李焘《长编》卷一三八、《宋史·孙复传》中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时间当是在景祐二年冬。石介初执弟子礼事孙复时,曾作一诗,名为《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泂明远、楚丘李缊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此乙亥年即是景祐二年。而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记载:(景祐二年)冬十月,(范仲淹)除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有谢表,见《文集》。召还,判国子监。时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公荐白衣胡瑗,对崇政殿,授校书郎。可见,胡瑗也在此时释褐入仕。此后,两人经历记载明确,无任何在泰山同学甚至交接之举,可断定在景祐初年后,两人未曾同学于泰山。

其二,如上引石介诗名所示,他是在景祐二年冬孙复退居泰山时才执弟子礼而问学,在泰山与胡瑗更无交接,胡滌所谓的胡瑗与“石守道同读书泰山”,实乃无稽之谈。

因上两点,今人多怀疑、甚至否定胡滌所谓的胡瑗和孙复曾同学于泰山之说。但胡滌毕竟是胡瑗的曾孙,由其所云,再联系南宋时其他人的说法,如黄震亦云“其(胡瑗)始读书泰山,十年不归”,可以认定胡瑗早年确曾在泰山读过书。再结合上文所论,可以推断:如果孙、胡确曾同学于泰山,则应当是在景祐初年以前。对此,朱长文作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的《春秋通志序》中的一个说法,值得重视:

本朝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作《尊王发微》,据经推法,洞究终始。

朱长文是孙复于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3月—1056年9月)再为国子监直讲时的亲炙弟子,他所谓的“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当属概说,但不至于大误。孙复因范仲淹、富弼举荐而自泰山释褐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是在庆历二年十一月(可参见《长编》卷一三八、《宋史·仁宗纪》),前推三十年,可知孙复自真宗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后期始,就有过读书泰山的经历。因此,可以断定,若孙复和胡瑗确曾在泰山同学,那么时间当是在大中祥符后期至景祐初年间。又,《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辑有胡瑗《春秋说》七条,将其与《春秋尊王发微》中相关解说作比较,两者解说立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其《春秋》学当所出同或两人有过学问交接。由此,基本可断定两人确曾同学泰山,且是在景祐初年以前。

孙复恶胡瑗之说,最早见于邵博《闻见后录》:

先生恶胡瑗之为人,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先生,而教养过之。

李焘《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一月”条文、《宋史·孙复传》等均采纳了此说。又据《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有条记载云:

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

此记载所云原因虽异,但“孙复恶胡瑗”却均是事实。朱熹师徒间的问答,更表明此事在南宋时几为士人们所公认,以致被引为谈资。

最先对此说提出异议者,是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他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作按语云:

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且同学始终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学,与明复避不相见,此邵氏《后录》之谬,正与“主痈疽、寺人”之谈同也。

是认为孙、胡两人“始终友善”。近代以来的相关著作,也多拥持黄百家此说而斥“孙复恶胡瑗”说为妄。其(如胡鸣盛《安定先生年谱》)所拈出的重要证据,是胡瑗于庆历间所上《请兴武学书》(见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二九)中提到孙复:

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以下,皆明经旨。臣曾任边陲,颇知武事。

但该“书”的主旨,是荐梅尧臣乃至胡瑗自己可隶武学,至于孙复,似乎是迫于其经学声望而不得不提及。孙复于仁宗至和年间再为国子监直讲时,胡瑗亦任国子监直讲,但他们及同时人所撰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难能见到两人交接的任何记载。邵伯温因乃父邵雍的关系,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有交接,其中就包括胡瑗的高弟程颐,其子邵博于《闻见后录》中记载的“孙复恶胡瑗”之事,当不会出于捕风捉影。况且李焘将此事载入《长编》,应当是经过审慎考择的。因此,可以说“孙复恶胡瑗”说当得其真。

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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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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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墓碑

孙复墓位于山东省东平县梯门乡东瓦庄村东南1000米处的凤凰山峪内,墓北、东、南三面环山。墓现存封土堆高6米,直径约30米,虽然当地群众筑坝修堤对墓的封土有所破坏,但未触及到地下墓室。从地表封土断面上观察,夯土层不很明显。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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